两天以后,朋友出发。我在北京坐镇,一面关心长春的情况,一面继续跑房子的问题。 陈国军就像是一个武林高手被人点穴武功尽失,只有坐等我的救援,他只是离了一下婚就到了这个地步。 这时候,天无绝人之路,我突然得到了一套房子。北京流量计厂的厂长在一次我为他们厂的演出中得知我的情况,实在看不过去,伸出了同情之手。 后来这位厂长成为我们全家的朋友直到现今。他不管我和陈国军之间相不相配,也不管陈国军是否刚离婚,只知道我对电影事业有过贡献,只知道我是人,就应该有个安身之所。 他派车并且亲自陪我去给陈国军跑北京户口,尽管没有跑成。与他在一起我想起北影一位演员对我说过的话:“我的朋友都是工人。与他们相交放心,比跟文艺界来往好得多。” 好人还是有。世界毕竟还是有光明。北影剧团的团长陈强,在我与他聊天时谈到陈国军还在长春及我与他的关系时干脆地说:“把他调到北影来。我们总是要把女婿娶进来,不能把我们的闺女嫁出去。”我不会忘记这件事。 北影也突然通知我在一个旧楼有一套小房子,可以分给我住。 过去总是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原来福也会双至。 长春方面的朋友来电话说,目前一切进展顺利,如果不出意外情况,陈国军不日可到北京。 在陈国军还未到北京之前,他的母亲连同哥哥弟弟先到了我家,因为他母亲病重需要到北京治疗。 汪洋厂长又一次出来对我进行了关键性的关怀,由北影专车每天接送他母亲去医院检查。 于是我一面打扫新房子,一面收拾旧房子,一边陪陈国军的妈妈去看病,一边拍戏,每天按东北习惯给大家做饭,老人家又有肝炎又有糖尿病,既不能吃甜的又要吃好的,使不会做饭的我费尽了心思,还忙陈国军的调动,忙自己的杂七杂八,忙得不亦乐乎。 诊断的结果他母亲已患了晚期肝癌,医生当面告诉她最多活不过十年。眼看着老人家泪水汩汩流出,我的脚后跟都软了,赶紧忙着安慰她,一边联系住院治疗。肝癌病人已是晚期没有医院肯收,跑断了双腿,磨破了嘴皮,才开后门住进了海军总医院。 几经周折陈国军终于到了北京。每天拍完戏我和陈国军出门去医院看望他母亲成为北影院里的一“景”。不想受人们的指指点点我们从来分开走路,一个先走一个后走免得太招眼。 由于陈国军母亲病重,他的父亲及另外几个兄弟都来到我处,又拍戏又做饭我终于病倒了。可是即便是病倒了也不敢与人去说,因为北影厂知道他们来,个别人看到我做饭,传出去已群情激奋为我“不平”。大家摩拳擦掌气愤填膺,各种话听得太多不能说完全对我没有影响。 两个月后,陈国军母亲的病稍许有些稳定。于是我们又忙着送他母亲回家,忙着从借住的已分给某导演的房子搬到属于自己的小屋。 屈指一算。我到北京工作已经有七八个年头。在这么多的岁月里我特别特别想父母亲,特别特别地想家。最特别尤其特别想把他们接到北京来。过去我没有条件,想也是白想。现在有一点可能了,于是乎我天天想。 天天想天天念天天筹划,终于这一天他们来到了我的身边。 在我头脑中一直有一个观念,没有老人没有孩子的家不成其为家。现在,我终于有一个家了。唉!多么多么地不容易啊! 日历一张张翻过,陈国军开始变得烦躁起来。 一个大男人成天无所事事受人家的白眼让人看不起,使他肚子里窝火。他变得易怒、敏感、不自信。 一种潜意识使我从来不在任何场合公开承认与他的关系,借口是怕失去观众,担心爱我的观众会觉得我再没有吸引力。这个道理也说得通,况且我许多海外的电影演员朋友也这样做。 我也从不与他一起出现在任何公众场合。我自己也不明白出于什么动机。 我每天拍戏,要不就出去“走穴”,来回奔忙对陈国军的刺激越来越大。他的心理逐渐失去平衡。 我们之间时常因为一些莫须有的小事发生口角以至争吵,这种争吵日益升级,使父母和我们双方都苦恼万分。我仿佛觉得过去认识的那个勤奋、朝气蓬勃、充满活力与温存的陈国军死了,不见了,身边的这个是我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我四处为他活动上片子找事干,可实在是不容易。无奈何我找到《垂帘听政》的导演李翰祥,求求他能否让陈国军在我与他合作拍摄的影片《西太后》(后来改名为《一代妖后》)摄制组里作副导演。 李导演立刻拒绝了我。并且让我坐下来安静一些,他整整教育了我四十分钟。 他劝我不要结婚,千万不能结婚,不要把男人大当一回事。你现在一叶障目,觉得他就是你的天地,过一段时间不好了,再回过去一看,就会懊悔,发觉那人其实不值一提,心想:“咳!我当初怎么会跟他!” 李导演从来没有单独跟我说过那么多的话,像一个慈祥的叔叔,并且我相信他说的是肺腑之言。 我眨着眼睛尽力去想他话里的道理。我知道他在这方面见多识广,可是我想不出什么名堂来。我只是在想着一个问题:陈国军怎么办? 心里实在是为陈国军叫屈。他真的是一个很聪明、很能干、有才华并且有抱负的人。可是没有人了解他。 他看过很多书。可以说是博览群书。我也看过一些书。可是我看过一些书却人人皆知,他看过许多书却没有人相信。 我认为他做演员太屈才并且也不能发挥,我觉得他应该做导演。 |
创建时间:2006-6-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