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外地拍摄影片《北国红豆》看起来是局外人的我,如同热锅上的蚂蚁。长春的情况天天传来,使我处在各种情绪交织的漩涡之中。 我失去了一切是非。我不能判断任何事物。我苦恼之极。我谢绝一切追求者,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也没有人照料。 《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在香港的首映式,电影局根本就没有让我去参加,每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满肚子的心事不敢也不能找人去诉说,顾虑重重压力重重苦恼重重,突然一天,在老乡家里吃饭我虚脱在地…… 醒来时看见的是满屋子的人。我看见了在戏里演我婆婆的北京军区话剧团政委林韦。林韦阿姨是北影厂厂长汪洋的夫人,正因为她是政委又是厂长的夫人,我最怕她。 听说过她慈祥、宽厚从不插手丈夫的事,我还是将信将疑从不敢放松我的警惕。一直是她与我同住一屋,我什么也不敢说,把我憋得够呛,今天她在我的床边端茶倒水摸我额头,像我的母亲来到了身边。 在大家都走了以后,她坐在我床头一面为我掖被子,一面轻轻地说:“孩子,你的心思太重了。这样不好……”如同打开了闸门,我的眼泪不断线地滚落下来,我放声大哭。 她接着说:“我什么都知道。你这么憋着要憋环的。”这时候我的心里话像决了堤的洪水,终于忍不住一古脑儿全都倒给了她。 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林韦阿姨竟然会是在好朋友陈征、小蒋之后第一个理解我这些大逆不道行为的人。 她,那么高的职位!那么德高望重!她只说了一句话:“你太感情用事了。唉,人是感情动物嘛。”她从来没有批评过我!并且一直为我保守着秘密。连汪洋厂长在内! 那一年的春节前,我们《北国红豆》摄制组回到了北京。把话都说出来,而且是说给了林韦阿姨,等于告诉了汪洋厂长,直到现在也没有受到批评,我的心里轻松了许多。这个时候又收到妹妹的信说,她今年春节要到北京旅行结婚。 终于有一件喜事临门,我不由得精神格外爽。就像是哪本外国书里写的一句话?哦,是苏联的一本书。在其中一章的“章首”里这么写着:“在炎热的日子里,哪怕是浮云一朵,也会给人们带来喜悦。” 这句话正是我当时的心情写照。况且这件事岂止是浮云一朵,是一大片的云!满天的云! 我只有一个妹妹,当然只有一个妹夫。她一辈子只结一次婚。总不能还没有结婚就咒她像我这个不争气的姐姐那样离婚吧? 我们姐妹俩一直感情特别好。好得就像“同性恋”。 可以说,是妈妈把她生下来,是我把她带大。考大学、读大学、让她学扬琴,到后来送她去法国念书,都是我的主意,就连她谈的这个恋爱,也是通过我的同学认识,最后由我拍板才决定的。 妹妹的人生路线基本上是由我描画。她对我言听计从。到今天的一切证明我决策的英明。 我一边拍《北国红豆》的内景,一边打扫房间,抓紧时间筹备一下。比方说床啦、碗筷什么的。每天都不忘了偷点拍戏的道具,例如挂在墙上当装饰的大蒜、干辣椒之类的回家存起来,道具组的师傅由于跟我关系好看见了只是对我一笑。 好在我每回偷的也不算多,他的道具仓库里也还有存货。一次拍一场戏我专门设计了一个一边吵架一边斩鸡的动作,拍完这场戏我就向道具要了这只鸡回家,放在我“走穴”挣来的冰箱里。 那时我刚买了冰箱,离我的“走穴”目标还远。 妹妹、妹夫来了,陈国军也到了北京。我仍然继续从摄影棚偷能吃的东西,妹妹、妹夫上街办东西准备过年,像三只老鼠贮备粮食准备过冬。陈国军是“地下党”不能出门,于是整天在家打杂。 妹夫拍胸脯说他烧得一手好菜,我们于是把大年三十做年夜饭的光荣任务交给了他,还请了我一位朋友小郭与她的父亲作客,因为她的母亲出差去外地,剩下他俩太冷清,我便热情万丈地邀请他们说不如跟我们一起过年算了。 大年三十吃了午饭我们就开始忙碌,有的摘菜有的洗菜像几个来回乱转的“绿头苍蝇”。过不了多久小郭和她的父亲也一起来到,屋子里更加热闹非凡。 突然来了几个人要找”靖军”。靖军是我妹夫的名字。 真是稀罕,在北京会有人找靖军。“靖军——”我喊,“有人找!” 靖军系着围裙,脸上带着面粉,手上全是油污,一边问:“有人找我?”一边从厨房出来。 一看,不认识。“请你出来一趟。”靖军愣了一下。“我洗洗手。”他进厨房去洗手。 解了围裙出来,跟他们到了门外。妹妹一看来客人了,也跟他们去了门外。 我们没当回事,照样忙我们的。过了一会,有三个人回来了,靖军和妹妹没有回来,那三个人说,他们是公安局的,要找靖军问话,今晚他不能回来了,你妹妹也一起去,你们先吃吧。 我赶上去问:“为什么?明天再问不行吗?”他们不回答,一个人走了出去,两个人坐了下来,开始盘问陈国军。 “你姓什么?” “我,我姓张。”陈国军作贼心虚。 “你和他们是什么关系?”公安局的人问。 “我们是亲戚。”一提到“关系”这个敏感问题陈国军开始乱编。其实我们家根本没有姓张的。 陈国军接着画蛇添足地说他是今天刚到北京,坐的是成都到北京的×次火车等等,越说越让公安局觉得可疑,公安局不耐烦地打断他:“走,跟我们去一趟。” 我们全傻了。 |
创建时间:2006-6-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