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表情使我想起还在成都军区话剧团的时候。有一次全团装订剧本，我负责数剧本的页数，数了一下午头昏脑胀手指甲都快翻了，于是一边数一边开玩笑地说：“唉！要是数钞票也数得这么累就好了。”当然话一说完全体一起干笑一场，没有任何人当回事。因为每个人都明白那只是天方夜谭。　　

　　时至今日我果然数钞票数得比当年数剧本还要累，一边数钱一边想起这句话，不由得从心底笑出好几声。　　

　　记得一次“走穴”我们赶场，头天在山西演完第二天晚场在陕西，于是大客车连夜载着我们转战两省。　　

　　还有一次要横跨更远的地方，新的地方票已卖出我们怎么也赶不到，急中生智竟包了一架飞机，当乘务员上飞机时大家都不约而同捂住自己的皮箱生怕检查，因为里面都装满了钱。为了赶场，演员在小汽车上化装一到剧场就冲上台唱也是常有的事。　　

　　最玄的一次演出是在大连，我先演出了两天就赶回北京办事，然后第三天再回来接着演出。我们仍然是每天四场、五场连续轰炸。当我第三天坐上飞机时大连的那场演出已经开锣，好在飞机是准点起飞而空中飞行只有一个小时，为了赶时间我只有在飞机上化装，在卫生间换好演出服，飞机一停稳我拖着大裙子跳上停在舷梯下接我的警车，警笛一路呼啸着直接开到剧场的后台！　　

　　我们的“走穴”在所到之处都成为当地的大事件。我相信看过我们演出的人都会留下深刻印象并成为他（她）一生记忆当中重要的一环。　　

　　有个城市的市长对我说：“你这次来演出的轰动程度在我们市的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一次是你，一次是京剧大师梅兰芳当年来演出。”　　

　　这种话我们听到过不止一次。我们当然还去过许多梅兰芳没有去过的地方。我们的轰动效应从几个故事可见一斑：　　

　　经常发生的事是剧场外人山人海，我根本进不了剧场。一次我进不去演出不了，只有找到公安局，穿着警察服混在一队男警察里面，进到老百姓家，打开他家连接剧场的天窗，从窗户里跳到剧场后台的男厕所，然后由男厕所出来再走到台上。　　

　　还有一次，演出完了，人群围在剧场外面，等到深夜一两点钟也没有散开的迹象，我只有搭上梯子从剧场的高墙翻上去，再把梯子甩到墙外从上面爬下来，才得以逃之夭夭。　　

　　我们还时常施行真假“刘晓庆”掉包计：一位女演员打扮成我，从大门进出，招摇过市，吸引观众，而我穿着男装，乔装打扮从小门进场。一次被观众信以为真，人群一层一层拥上来差点把那位女演员踩死。　　

　　还有一次在湖北演出，到了火车站前刚下汽车，观众就拿着笔记本铺天盖地而来，黑夜中抢走我的帽子撕破我的衣服，乐队一帮人挥舞着乐器一通乱砍毫不起作用，我被挤在软卧候车室门外，候车室小姐见了这情景不敢开门，于是我已经无路可逃。又急又怕又惊又恐，再加上长期劳累，当小姐终于看清是我，紧急之中放我们进去，而一扑进门口我就昏倒在候车室的地上。　　

　　我经常对我培养出来的新“穴头”说：“我只要活着回北京，不要钱都可以。不能为这几个钱把小命丢了吧！”　　

　　“走穴”由于是新事物不被大家理解，误会时有发生。　　

　　“走穴”运动刚开始不久，我去湖南长沙演出。地点是在长沙体育馆，许多名演员都参加。　　

　　北影剧团去了不少人，谢芳、葛存壮等都去了，还加上了我这个生力军。当时这么大规模的演出在长沙还是第一次，引起的轰动可想而知。演出一共三天，我只能演两天。由于有许多资深前辈及名演员参加，我悠哉游哉倒没有什么压力。　　

　　我演出的是“日本舞”。我的节目是倒数第二个，每场演出一个舞蹈然后就走，也没有什么不妥的现象发生。　　

　　在我离开长沙的前一天，“穴头”让我在台上讲几句我第二天要离开长沙表示对不住观众的话，我请报幕员替我说了。　　

　　报幕之后我开始跳日本舞，日本舞名字是“樱花”，时间长达五分钟。　　

　　演完了我走下台，照例身后传来雷鸣般的掌声。因为是第二天一大早的飞机，于是我立即回宾馆收拾东西。　　

　　我卸了装，东西收拾了一半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是舞台总监来接我。他说自我走后观众们就一直不停地鼓掌要我再来一个，报幕员上去几次要解释人们根本不听。最后一个节目根本上不去，于是来接我要我无论如何上台与观众再见一面不然今晚要出事。　　

　　我披头散发脸色苍白二话没说跟着他到了体育馆，体育馆里尖叫声、口号声、掌声响成一片。　　

　　我赶紧走到台上，观众发出吼声，我开口说话，观众又开始起哄。重复几次都被大家哄了回来，愤怒的观众不听我的解释。无奈何我请来乐队，因为没有准备只唱一个简单的“康定情歌”。当我不顾一切刚张嘴唱，震耳欲聋的吼声再起。我只有硬着头皮在吼声中继续唱下去。　　

　　在舞台的强烈灯光下看到有无数的冰雹向我飞来，它们打在我头上、身上，掉到地上才看清原来是一分、二分、五分的硬币，硬币越飞越多，越飞越有力，打在我身上越来越疼，混乱中我听见有人在喊：“你不是要钱吗？给你！臭不要脸的！”　　

　　我含着泪水，在“钱雨”中终于摇摇欲坠地唱完了最后一句，然后一溜烟跑回休息室。　　

　　那天晚上，体育馆人群不散直到清晨四点钟。　　

　　我被围困在里面，实在怕飞机要飞了才借了葛存壮的帽子、眼镜，鱼目混珠冲出“重围”。在我走后，这件事成了长沙的一大“丑闻”。据说在台上扫起来的“钢镚”有五百元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