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场起，大家都变得比往常严肃，不苟言笑。我们都在等着那重要的时刻。当然，就是那发钱的时刻。　　

　　下午，这个时刻开始了。前台仍然走马灯似地表演着节目，后台演员们轮流走进地下层的剧场办公室。　　

　　我是最后一个被单独叫到办公室的演员。我这个阿里巴巴还没有说“芝麻，开门吧！”那厚厚的一摞人民币就到了我的手中。有生以来我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钱，就是见也没有见到过。自那以后在生意场上不知有多少钱从我的手中流过，却从没有任何钱像当年那一摞钱一样令我觉得是——钱。　　

　　就像是叫化子捡了金子，不知道把钱放在何处，从毛衣的领子里放进去，走了还没有两步就漏出来掉在地上，心慌意乱地拾起来，拍打两下绑在我的裤腰中间。　　

　　我带着我的钱演完了最后一场。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腰部，深怕没演完我的宝贝就掉到台上。挺直腰板上场，挺直腰板下场，腰上鼓鼓囊囊的一团，还以为是我的衬衣在毛衣里面没有扎好。　　

　　当天晚上连夜赶回北京，已是凌晨四时。三步并作两步赶到我的朋友家，心跳得如同刚刚作过案的小偷。　　

　　朋友老伊平时总是出差，看我没有地方便把他的房子借给我住，一有时间我就来此处休息。　　

　　打开房门，立刻把门锁好。快走到床前再返回去拉拉门闩，检查门是否确实关严。当确定门已经锁死后，从腰间摸出那牛皮纸信封住下一倒，一大堆花花绿绿的纸就洒了一地。全是几毛钱、几块钱的小票。先在心里算一遍，再拿纸笔来列算式算一遍。二十四场，一百五十元一场，我的妈呀，三千六百元！我简直倒不过气来。　　

　　我开始数它们。十元钱的放一堆，五元钱的放一堆，五角钱的放一堆，一元的，一角的，五分的各放一堆。三千六百元钱布满了小小房间的各个角落。先数了一遍，少了四十元钱，再数一遍，又多了十元钱。再数一遍，又多出二十元钱，再数，再数，再数……怎么从来就没有对的时候？数人民币的双手已经脏黑，此时天已大亮了。蓬头垢面地下楼去给小蒋打了个电话，问她能不能立即到我这里来一趟。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赶紧回到屋里把自己扔回床上。　　

　　一夜没有睡浑身筋骨酸痛。眺望窗外觉得是那样的心旷神怡。心中不停地策划着这笔“巨款”的用途：冰箱，床，衣服……暗暗下决心有机会还要去挣钱。只要挣到一万块就收手不干了。好像还是不那么正大光明，总是偷偷摸摸的。　　

　　一万块我把它存在银行里，每个月利息是多少？好像是十几块钱，那么，我可以每个月取出来用，听说有一种存款方式就是可以每个月取钱的，叫做——存本取息。对，是叫存本取息。这样，我每个月的工资就不是五十元，而是六十几元了。　　

　　不过，要是存五万元就好了，我的月收入就可以上百元。上百元太够了。花不完了。下决心挣它五万！　　

　　可是取利息存钱都不能我自己去，我太有名了，招眼。每个月都去取利息，这么有钱！还不被人暗杀、绑架了才怪。传出去那还得了？　　

　　让我妈妈去？不好，我妈在四川，到北京没有房子住。总不能每个月为了取利息来一趟北京吧？路费也受不了。　　

　　大表哥？他们太远，也不方便。何况他们太正统，我怕挨他们的批判……还是小蒋吧。　　

　　小蒋是我从小的战友，我们一起调到成都军区话剧团，后来又先后调到北京，她人可靠又够姐们。可是五万元得挣一阵呢。什么时候才能挣到呢？……　　

　　有人敲门，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　　

　　“谁？瞩沙哑着嗓子我充满警惕性地问。　　

　　“是我。”是小蒋来了。　　

　　我把小蒋拉进屋里，又不厌其烦地去锁上门，把我去演出得了报酬是多少钱请她帮我存钱连珠炮似地说了一遍。小蒋震得半天也说不出话来。我把钱塞给她，她打开要数。我说别数了。数也数不清楚。我数了八九遍还没数好呢。还是让银行数好了。　　

　　“那银行问我哪里来的这么多钱怎么办呢？”　　

　　“你就说别人送的。不，你就说是卖冰棍卖的。算了，你就胡编一个理由就是了。银行不能随便问你吧？”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情况，我不自信地说。　　

　　“好吧。”小蒋走了。　　

　　好像是十年过去了，小蒋回来了。告诉我说钱存进去了。银行数了半天还详细盘问钱的来源把她吓了个半死。作贼心虚她壮着胆子把银行吼了一顿，银行也就没再问了。　　

　　存进去的第二天我又派小蒋去把钱取了出来买一个冰箱。从此我拥有了自己的存折，自己的帐号，自己的冰箱。哇——有钱太好啦！　　

　　好景不长。我们的邯郸之行很快败露了。据说是文化部下了文件点名要我们交代演出的场次、地点和收入，要写检讨并且钱要没收。　　

　　北影剧团再三追问我总是避而不见。可是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团长书记几次找我谈话。　　

　　每次我都吞吞吐吐顾左右而言他，可这一切伎俩都逃不过眼明心亮的剧团领导的眼睛。我被命令写检查并且写清楚演出的地点、场次和收入。　　

　　写检讨倒不要紧，等于写了一张收钱的发票，把脸揣在兜里在报纸上抄了一段对挣钱演出的批判文章（报纸正大肆展开对后来称之为“走穴”的挣钱演出的批判）交上去就过了关。只是这场次和收入不能说。说假话怕和剧团去邯郸调查的情况对不上。　　

　　说真话我的冰箱怎么办？总不成把冰箱搬来交给国家吧？那怎么舍得？　　

　　飞快给邯郸剧场的王经理打了电话，问他可不可以开一张介绍信来。他说怎么开？我说一天二场，一场二十元。他说好。于是他亲手写了介绍信，盖上公章（这一盖章使我们成了朋友直到现在）派人把它送到北京。　　

　　拿着介绍信我再到团里去哭穷，说我们怎么被人骗了，说好是每场五十元结果是二十元，真他妈的不像话。王经理忙活了半天还让我给骂了一通当了替罪羊。　　

　　一席话赢得了团领导的同情，领导看我挣的钱太少也就没有罚我的钱。连蒙带唬，算是过了这一关。　　

　　几天不在摄制组拍戏，我的突然失踪使摄制组的导演暴跳如雷。所有的过错都在副导演一人身上。李翰祥导演每每问起副导演我去了什么地方，副导演都像《红岩》里的革命志士成岗那样一言不发。再不就宁死不屈地说：“不知道。”弄得导演无可奈何，跺着脚大喊：“你要是不知道灯一灭我就死！”　　

　　洗漱完毕，整理停当，精神抖擞的我出现在拍摄现场。“西太后”终于回来了。　　

　　那天是拍故宫里的少女慈禧，就是玉兰看老石匠刻石雕的那一场。由于心情舒畅加上有歉疚心理，打扮成十六岁兰儿的我分外乖巧，拍起戏来千娇百媚，收放自如，每个镜头基本上都是一条就过，导演、制片急也急不得，恼也恼不得，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