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巨大的社会车轮风驰电掣般开过并轻而易举淹没了我声嘶力竭的呐喊之后，我突然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了深深的沮丧。去你妈的电影明星。真他妈的没劲透了。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十几年的青春换来这一大堆的乱七八糟。我不是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观众吗？要是每个观众给我寄一分钱，不，哪怕是一半的观众每人给我一分钱，再不，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哪怕是八分之一八十分之一八百分之一的观众每人给我一分钱，那是什么成色？肯定是另一番景象。　　

　　可是没有人给我寄钱。没有任何人给过我一分钱。只有个别的观众寄钱给我替他买书什么的，我一看钱不够还得倒贴，就根本没收原封不动给退回去了。　　

　　我在愤怒与悲哀之中翻滚、挣扎。　　

　　我一个人，孤零零地。　　

　　然后我沉默。不是在沉默中灭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我当然不愿意灭亡。终于有一天我爆发了。一爆发之下我去了法国。远离了电影明星。此一去整整九个月。　　

　　九个月之后我回到了北京。洗净铅华，摇身一变，我成了一个商人。一切对我来说已是别有洞天，换了人间了。　　

　　虽然我参加拍摄电视连续剧《风华绝代》，可一切对我已有了新的意义。我面临着另一种挑战，生命的第二次冲刺，我进入崭新的人生。　　

　　在数不清的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得相当多的问题是：“做生意和做演员有什么不同？能否为我们谈谈你做生意的甘苦？”　　

　　“甘苦”？几年来的生死沉浮，怎“甘苦”二字了得？而做生意与做演员有那么多的截然不同，无异于在几年之内拔苗助长地上了十几所大学。　　

　　普天下的报纸如雪片般飞来，再次掀起“刘晓庆现象”的狂潮：“刘晓庆在××市购地二百亩，建一座明星城”，“刘晓庆在××市投资××亿，修建豪华区”，“刘晓庆在××市……”，‘晓庆’牌系列化妆品席卷京城……”，“‘晓庆’牌饮料……”，“‘晓庆’牌美容加湿器……”虚虚实实，真真假假。　　

　　在此之后的新闻则是：“刘晓庆哪有这么多钱？”于是报界、新闻界又抛开我这个当事人，围绕我的钱包开展讨论，众说纷纭。　　

　　找我支持、捐款、赞助的信件堆积如山。仿佛我这里每天都会从天上洒下“钱雨”，而恰恰是掉到我这个小小的地方。　　

　　许多人都断定我挖到了金矿，理直气壮地到公司来要钱，我不在或是给不了就臭骂我一顿，就像这里是他家的银行。　　

　　办任何事，买任何东西，只要看见我公司的名片，就狮子张大嘴劈头盖脸咬一口，根本置报纸上认为我其实没有什么钱的言论于不顾，取他们所需。借钱的、找我投资的络绎不绝，每天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形形色色各类人等使公司职员应接不暇，忙乱不堪。　　

　　公司成员一再增多，经营范围总是在扩大，仍然跟不上社会的需要。　　

　　我又重新陷入舆论的重重包围之中。无论我自己本人的意愿如何，人们就是要关心你，管管你。虽然我当了老板目的是退隐幕后，可大家还是当你在前台，仍然把你作为假想对象指手划脚议论一个溜够。　　

　　这当中最多的问题则是：“你如何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翁？”　　

　　每个人都想发财。每个人都想了解并且借鉴别人的生财之道。　　

　　问得多了，自然就又开始烦了。索性横下一条心，还是自己把自己拎出来得了。这就是我最早想写本书的起源。　　

　　囫囵地把从明星——生意人的过程回忆一遍，路途中竟充满了惊险，于是我最初在心里把这本书的名字定为《我的六次危机》。当然模糊中觉得可能不止六次危机，因为是草草想来大约重大危机是这么多。其实脑海里觉得这本书的标题应该是《我的×次危机》，而最后的定稿只有看写出多少次危机再填空填上了。　　

　　整天走马灯似地来回忙碌、写书的事也就一再搁置下来。直到一天深圳有一位叫王星的先生来访，讲到即将在深圳的一次文稿拍卖：　　

　　王：我们想在深圳举行一次文稿公开竞价活动，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我：文稿竞价？搞得成吗？　　

　　王：我们想通过这次活动提高文化的地位，从而使文化与经济结合起来。我们想搞一次文稿拍卖。希望你能参与、支持这一个活动。　　

　　我：哦。那肯定我的书价格最高喽！（笑）　　

　　王：（笑）所以我们想得到你的一本书。　　

　　我：我没有书。只有一个标题。给你们一个标题吧。可以吗？　　

　　王：标题也可以。什么标题？　　

　　我：“我的六次危机”。（突发奇想）不，“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翁”。　　

　　（我拿出纸来，在纸上写下“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翁”。）　　

　　我：（又一想）不对，富翁是男的，应该是：“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婆”。　　

　　王：“富婆”太老了，叫“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吧。　　

　　我：（开心地大笑）好啊！“富姐”不好念，叫“姐儿”吧。　　

　　大家开怀大笑，我叉掉“富翁”的“翁”字，写上“姐儿”。于是就成了今天这本书的副标题：“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　　

　　事过之后，我很快就把这事给忘了。在我的潜意识里，这个文稿拍卖的新生事物恐怕是搞不成的，尤其是在深圳——人们称为“文化沙漠”的地方。中间，王星曾几次与我联络，大约是两三次吧，要求我写什么委托书之类，我匆匆写了之后传真过去，也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　　

　　几个月后，突然一天翻阅报纸，看到一个大字标题：“刘晓庆的《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拍卖了十七万”。十七万！和我几年前牵扯到的一个偷税官司数字一样。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又听到消息说变成了五十万、八十万，又过了一个月，组委会请我去了深圳。　　

　　在深圳，又一声拍卖的槌声敲落，我的书拍卖了一百零八万。说是我的书，准确地说其实只是一个标题，因为我还只字未写。　　

　　就像是鸭子上了架，这下子非写不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