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飞机上。这是一架波音757飞机。蓝天，白云。我的雇员们在我的后面，整整齐齐的一排。他们交头接耳，在整理工作记录及计划。西装革履，意气风发。　　

　　我们由北京飞往深圳。　　

　　刚刚参加完电视连续剧《武则天》的开机典礼，又去深圳举办“晓庆”牌化妆品及我其他产品的新闻发布会。　　

　　飞机正在使你毫无感觉地以每小时九百八十公里的速度飞行。　　

　　我坐在最前面。无阻挡地眺望窗外，一片阳光灿烂。骤然间，一种异样的感觉升腾，升腾，弥漫我的全身：我不再是一个电影明星了；至少不单单是，不纯粹是一个电影明星了。　　

　　在刚刚结束的钓鱼台国宾馆里举办的《武则天》开机典礼上，几年来又一次仅仅以电影演员形象出现大众面前的我，已有了几分的不自在。坐在一大群中央领导人中间，前面有制片人、导演，后面有摄影师、化装师……又回到不用自己首当其冲、左右张罗的环境里，这种感觉使我轻松然而却又陌生。　　

　　九年来，我完成了不同领域两种截然不同角色的蜕变：洗去铅华，薄施粉黛，成为一个生意人；从艺术创作集体烘托的包装中挣脱出来，成了颇具规模的企业领导者、决策者。　　

　　圆桌会议厅被缭绕购烟雾所包围，置身于清一色男人世界的生意场中，自己是那样的柔弱、渺小而年轻。时常担心自己坐木稳椅子或是没有足够洪亮的嗓音谈判的同时，又惊讶地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着过去想也从未想过的庞大事业！　　

　　生命对于我们来这样地偶然：这一个爷爷和那一个奶奶在一个特定的瞬间相爱才会有你爸爸；那一位姥姥和这一位姥爷在另一个特定的时刻在一起才会有你妈妈；而要你妈妈和你爸爸相结合，恰恰是时候才会有你。况且，不知有多少生命得不到出生！　　

　　感受着天地涅槃的伟大，沐浴在生命的浩森之中，我秉行着新的座右铭——想做就去做。　　

　　我是一个幸运者。至少在这一点上可以这样讲。在过去，抱着近乎感激的心情我淋漓尽致地挥洒了十好几年的青春。奋斗，成功，焦虑，恐惧，充斥了我全部的时间和空间，直到一天惊回首，已过去了三十多个岁月。想想自己的年华去了哪里？最灿烂的二十岁到三十岁干了些什么？想不出来。模糊中觉得大概都是在纷乱的拍摄现场，黑暗而憋闷的摄影棚录音棚里消磨掉了。剩下的是什么？是那空洞、抽象，看起来光芒四射实质却残酷冷漠的四个字：“电影明星”。　　

　　从小到大，冥冥之中总是有一种力量在指挥我、指点我。也许是一种特殊的直觉吧。　　

　　每到一个关键时刻，每到一个三岔路口，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走哪条路，有一双无形的手推我去一个地方。　　

　　而这些路和这些地方最终都引导我走向一个又一个的成功。虽然有些路在当时泥泞难行，使我濒临绝境，可最后都能“柳暗花明又一村”，并还得到意外收获。　　

　　这些感觉使我心里存在着一把无形的尺子：用尺子一量我就能预知到自己是否适合作这件事并且是否成功。通过这把尺子的事做起来虽然艰难但是感觉舒服并且得心应手，不通过这把尺子的事根本就不做并且毫无兴趣。所以，我无为而治。我做我喜欢做的有兴趣的事，并且努力把它做好；我完成了从强迫自己到逐渐不强迫自己再到绝不强迫自己做不喜欢的事情的全部过程。　　

　　一直以来，我认为电影演员只是一种生涯而不是一桩事业。虽然我热爱电影为它付出了最光彩的年华并且得到巨大的回报。我得了六次电影“百花奖”、“金鸡奖”，还有所有官选民选最佳女演员第一名；无论是我写的书我做的事我唱的歌我拍的电影还是我谈的恋爱我打的官司，都热闹非凡并且轰动一时；据说有人为了见我一面肯出一百万美元，还有人为了看我一眼付出宝贵的生命，有人为了和我说一句话被人群挤踩得血肉横飞，虽然我觉得这一眼未免太昂贵，并且认为牺牲生命血肉横飞实在罪孽，可信程度也大打折扣，可是我想演什么角色就能演什么角色，想找到最好的合作者就能有最好的合作者，从而心想事成游戈在艺术的自由王国，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也许是物极必反吧？烦恼和恐惧一直在我胸中，并且逐渐成为主流。　　

　　几年以前？至少在十年之前，有一个声音就在不停地告诉我：“够了！足够了！去做新的事！到时候了！……”这种声音越来越强大，越来越频繁，以至于时常把我从梦中唤醒。　　

　　做新的事？做什么事？茫然。　　

　　每个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做新的事是我从来的需求：学音乐够了就去拍电影，拍电影够了就去写书，写书后又录磁带唱歌，不满足再去做制片人，再不然出国办影展，开演唱会，和香港合拍了再与台湾合拍，演了正剧演喜剧，演完喜剧再演武打片，女皇演过了，垃圾婆演过了，温柔的、性感的、年轻的、年老的都演过了，剩下的只有演神经病、老处女了。　　

　　这几类角色又如何能充实我突然之间觉得漫长的一生？新的事？还有什么？　　

　　还在较早的时候，刚刚把《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拍完，我来到《芙蓉镇》剧组。　　

　　由于马不停蹄的拍摄而感到身心疲惫的我简直不能掩饰对电影的厌倦，我时常对周围摄制组朋友志得意满地多次重复说：“不想拍了。这部戏以后我不想再拍电影了。无敌最寂寞。”当我像祥林嫂一样自言自语地大概说了八次，还是九次？十次？突然有人对我说：“你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你还早得很。现在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了。”这是姜文。当时他只有二十二岁。　　

　　犹如在背后击一猛掌，我从此开始了与姜文激烈而长久的辩论以至争吵。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捕捉反面信息就是我的特长。　　

　　我们无数次在拍摄现场为了“话剧好，还是电影好”闹得不可开交无法继续拍摄。导演谢晋及全组成员只有停下来等我们吵完平心静气以后才能再开始工作。　　

　　可是我确实不想拍了。真的不想拍了。面对众多的剧本及导演热忱的邀请我兴味索然。电影对喜新厌旧的我来说已经毫无新鲜感也没有刺激性。我不想做同一件事做那么久。拍电影的时间太长了，我的个性不允许我再往下做。如同再美味的东西吃多了也会腻一样，电影这道佳肴我是“吃伤了胃口”了。　　

　　我讨厌电影明星的一切：访问、拍照，参加各种会议，应酬。我开始不见记者，同他们吵架，从不参加三个人以上的集会或活动，只要看见有摄影机或是照相机对着我便条件反射神经质地大喊：“不！”　　

　　而同时我贫穷。徒有显赫的声名却不具备哪怕是起码的物质生活。我没有房子住，也没有“拜客衫”，还有那么多的官司及数不清的麻烦：偷税啦，离婚啦，和记者吵架啦，打观众啦，桃色新闻啦”……一切都随着电影明星这个头衔成几何级数地膨胀，而我的工资却不能增多。我可怜的每个月五十元人民币的报酬和我一起同强大的社会作长期、持久、艰苦卓绝的斗争，成为荒唐可笑的螳臂挡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