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报复男人，我特地背着阿伟买了一些含有毒品的高档香烟。为了迷惑那些男人，我　　　

　　也学会了抽烟——每当有客人请我去包厢，我总是大献殷勤，如果哪个男人看上了我，为了让他高兴，只要他愿抽我的“香烟”，叫我干什么我都乐意。　　

　　一些男人由于抽了我含有毒品的香烟染上了吸毒，因怕他们报复，在一次阿伟毒瘾发作时，我借帮助他买白粉之机逃离了罗湖，来到了东莞。那一天是2001年5月15日。　　

　　到东莞后，我立即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已快一年没有我消息的爸妈接到电话后哭了。我的心也很难受了，但我没有哭——一年来的经历让我坚强了许多，也明白了许多。其实我是非常非常的想念他们的，特别是在过节的时候。但我知道我不能就这样回去，由于有了那段经历，不管家人会不会原谅我，我都很难让自己将来的生活过得安稳，因为我心中有了恨。　　

　　东莞虽没有深圳繁华，但外来工和深圳一样的多，而且人们一样地喜欢过夜生活。尽管东莞对于我来说很陌生，可我并不感觉到害怕，或许是见的东西多了，或许是心中承受了太多的痛。　　

　　刚开始我没有固定在一家歌舞厅坐台，直到认识了老乡阿萍，她经常带我去一家她堂哥在那里当保安队长的歌舞厅。因为阿萍和我有着惊人相似的经历，又是老乡，而且对男人有着一样的恨，我们很快成为了朋友。　　

　　到东莞不到一个半月，我结识了许多“老乡朋友”，由于我出手大方和不太计较个人得失，老乡朋友都喜欢和我在一起。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报复那些花心男人。刚开始阿萍和另外3位男老乡都不太赞同我的“方法”——女色引诱花心男人，实施抢劫。当我把在深圳听到的见到的讲给他们听了以后没有一个人反对。最初我和阿萍选择的地点是人民公园，当我们分别把那些找乐的男人带到事先临时租好的两房一厅出租屋，藏在屋里的两位男老乡（另有一位男老乡在楼下望风）乘“客人”不备迅速将其制服，用胶布封住他的嘴，用绳绑住他的手和脚，将他身上的贵重物品、现金以及手机等拿走， 然后把他关在另外一间空房里。等这样的“客人”达到了10人左右，或者说我们认为“赚”的钱够了，立即撤离现场，并打电话通知房东去“放人”， 我们从此不再在那个地方出现。由于房东担心房子日后难出租，那些“客人”害怕自己的丑事被别人知道，他们一般都没有报警，这让我们的胆量越来越大。有一次一间空房里关了25个“客人”我们才撤离。　　

　　每一次得逞之后我总有一种解恨痛快之感。能这样轻松“赚”钱，阿萍和男老乡们都很开心，而我总也无法开心起来——每当想起那些臭男人色迷迷地看着我高挺胸脯的眼神时，我就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这让我更加恨那些伤害过我的男人。有时我也想，自己为什么会走上今天这条路，当初来深圳我只不过是想拥有一份工作，和其他打工妹一样每天上班下班加班，周末休息的时候一起去逛小商品市场，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到小吃一条街去一饱口福。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在东莞的日子，我偶尔也会想起阿伟对我的好，但一想到他逼我去坐台，我就有些发抖。曾经对爱我还抱有一丝希望，见过了那么多形形色色的男人，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共性——沉迷女色，经不起诱惑。这让我完全不相信真爱的存在。尽管说爱漂亮爱美丽是人的本性，但正是那些以为自己有了一点钱，就借生活压力大和应酬之名抛弃家庭责任花天酒地的男人给了我们可乘之机，所以每次抢劫得手时，看到那些花心男人跪在地上求饶的情景，我就特别地兴奋，甚至有一种想喊的冲动。只有那时我才感觉自己是最快乐的。　　

　　由于我们需要不停地变换地址，东莞我们就不能再待下去了。2001年8月5日，我们一行5人来到了深圳宝安，并把目标锁定在机场附近。之所以选择机场附近，是因为这里有钱的人特别多。阿萍说好好干几“单”捞一笔钱就洗手不干，而我也正想休息一段时间，准备到北京去看看——长这么大我到过最远的地方就是深圳，北京一直是我最向往去的地方。读书的时候我就曾无数次做梦到北京天安门看升国旗。　　

　　8月的深圳正是炎热似火，许多送客人接客人的司机总想在机场附近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会儿，这为我们寻找“客人”提供了许多的可能。由于我们总想着干最后一次就“收手”，阿萍在选择“客人”时有更多的挑剔性——把有钱（潜）力当作主要对象，因此她在马路旁逗留的时间相对较长一些。我曾提醒过她要注意“安全”，她总不放在心上。　　

　　也许是印证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古训，也许是从事以女色引诱实施抢劫的人太多了，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8月13日下午， 一位开宝马的“老板”在阿萍身边逗留了几次。刚开始阿萍并没有主动上前打招呼，因为两个多月的实践告诉我们，太主动的“客人”一般都很危险——不是“见多识广”（经常在外找女人），就是另外一个“帮”的（江湖帮派）或警方卧底。最后开宝马的“老板”还是从车上下来了。他礼貌地问阿萍到黄金台怎么走。阿萍告知后，“老板”大方地从口袋一大叠百元大钞中抽出一张递给她作为酬谢。这让阿萍兴奋不已，她连忙拿着那张百元大钞十分“女人味”地递回给开宝马的“老板”。就这样在一拉一推之后“老板”跟随阿萍来到了出租屋。正当从衣柜中冲出来的两位男老乡要动手时，那位“老板”迅速从口袋中掏出了一支手枪，我们大捞一把的美梦就这样因阿萍被便衣警察识破而破灭。随后根据阿萍的供述，我和另外一位男老乡全部落入法网。由于我未满18周岁，被法院从轻处罚，判处两年有期徒刑。　　

　　1月22日，我刑满释放，我依旧没有回老家。第二天正是我19岁的生日，也是农历新年的第一天。虽然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的，但我有一种极度的凄凉感和沧桑感。站在宝安南头海关天桥上，望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和车辆，我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　　

　　小丽在讲述完自己的故事后，给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是有那么多寻欢作乐的男人，她也许不会走上犯罪的路！　　

　　小丽还说，现在她是有家不能回，又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没有办法的时候，她也许还会去舞厅——如果不乘年轻多赚一些钱，因为有这一段经历恐怕嫁出去都有些困难。说到这儿，小丽有些哽咽了——我明白她还是很想做一个好女孩的。当时我在想，如果能在这个时候帮小丽一把，相信她将来的人生一定会是另一种模样，毕竟她还很年轻。于是我让她留下了电话，告诉她我会在网上发布信息并极力向一些热心企业推荐，帮她找一份工作。　　

　　放下电话之际，小丽终于哭出了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