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后，玉萍看着床单上的一滩血，抱着我整整哭了一个晚上，而我却手足无措。为了表达对玉萍的歉意，我只是哭喊着要大力做出赔偿，一个劲地骂他。事情终究无法挽回，最后，他和我们达成协议：一次性支付50000元钱。玉萍拿到钱后就很少到我这里来，即使来也是一会儿就走。大力对我更是爱理不理。那年春天，我独守空房，落寞着，悔恨着。我知道是自己把玉萍给害了。　　

　　然而，更令我伤心的事发生了。2000年5月8日深夜，大力回来了，身后竟跟着玉萍。他一把将玉萍搂到胸前，说要让玉萍长期住下来，如果我不同意，他就不付房租。我看着一脸蛮横的大力和小猫一样缩在他怀里的玉萍，一下子懵了。任凭我怎样大哭大闹都没改变大力的主意。站在一边的玉萍一句话都没有说，似乎她早已默认了这一切。　　

　　直到后来我才明白，玉萍生日的第二天就没去工厂上班了，大力为她在酒店包了一间房……　　

　　玉萍住进来后，起先每个人住一间房，我们互不理睬。饭是一人做一天，自己的衣服自己洗，大力换的衣服则由他前一天晚上和谁睡在一起的人负责。一切的一切都在这荒谬的“秩序”下变得死气沉沉。　　

　　这样的日子久了，我又感觉到痛苦和无奈。我开始和玉萍打招呼，可她敷衍着我，宁愿一个人呆在屋里玩也不愿和我一起去逛街。有一次我去邮局给家里寄信，回来的时候被摩托车撞了，虽然不很严重，行动上有许多的不便，她没有一点人情味，照样不帮我洗衣服和做饭。我受伤了，大力自然不会和我睡在一起，他给我的钱也由原来的几百元降到了几十元，相反给玉萍是由几百元增加到了几千元。每个晚上，听到从隔壁传来玉萍那熟悉的尖叫声，我都偷偷地躲在房间里哭。　　

　　其实，我也有过自责。我想，玉萍之所以对我如此冷漠，相信她心里也承受了不少的压力。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我对不起她——如果我没有和大力好，也许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然而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我如此理解玉萍，她却把我赶上了绝路。　　

　　一次我从外面回来，发现我的个人物品都不翼而飞，玉萍竟然一脸无辜和不屑地说她不知道。这让我对她彻底失望，决心不再让她。　　

　　为了让大力“喜欢”我，我试着要挟大力。在一次睡觉中我偷看了他的手机，记下了他的一些私人电话。如果他再对我爱理不理，我会把他在深圳的丑事告诉他老婆。大力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从此很少去玉萍的房间。　　

　　为了进一步报复玉萍，在18岁生日那天，我娇滴滴地要求大力在我的房间另外放一张小床，让玉萍和我们睡一个房间。大力听到我的提议，瞪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我，满脸淫笑，这正是大力求之不得的。玉萍没有反抗，睡到了那张小床上。看着她伤心的样子，我沉浸在报复所获得的巨大快感中。　　

　　随着住在一个房间的时间越来越长，玉萍不再生气了，我发觉即使是我和大力在做那个事的时候，她也是若无其事地睡自己的觉。有时，我故意把声音叫得大大的，她却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还特地把灯打开。她这样做相反让大力更兴奋，而我却感到特别耻辱，一气之下向她喊道：“出去！听到没！”她又被我赶出了房间。　　

　　由于玉萍比我会做饭，每次大力回来吃饭，她都要做一桌子的菜。我比不过她，而且要挟对大力越来越不生效，因为他知道我离不了他，我没有文凭又没有技术，在深圳找一份好工作是不可能的，而去做流水线一个月才几百元钱我又接受不了。大手大脚花钱习惯了，几百元钱在我眼里好像过去的几十元钱，一两天就花没了。　　

　　于是，大力找到我的弱点后，又经常去玉萍房间睡觉。为了获得更多的快感，做那事的时候，大力总要开着房门，让玉萍的尖叫声响彻满屋。这让我无法容忍下去。　　

　　我知道玉萍想用我对付她的办法来对付我。为了彻底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我决定想办法把她赶走。一天，我故意把大力送给我的戒指藏了起来，并诬告是玉萍偷走了的。我百般刁难她，对她又打又骂，只要大力不在，我就跟她闹。她只得拎东西走了人。由于事先没有告诉大力，他回来后把我痛打了一顿，还警告我如果再敢这样，他会找人划破我的脸，让我永远难以见人。　　

　　玉萍离开三居室第二天，大力又把她找了回来，这让我感到万分痛苦。但或许是因为快到2001年春节了，大力又不在深圳过年，或许是没有别的朋友，我和玉萍和平相处了一段时间。我们一起出去放纵自己，去歌舞厅跳舞、喝酒，去华强北逛街。虽然玩在一起，但是我们谁都清楚，这种关系是短暂的、虚伪的。谁的心里都留着一根筋，不时提防着对方，生怕中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