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夫妻关系中，男子起支配地位，对财产有决定影响。　　

　　我是希望娶妻办酒的，但是办不起，就讨了两个肖波，但这不光彩。后来我给姑娘穿裙子，大办酒席，与土司喇宝成比高低，影响很大，把面子算是争回来了。　　

　　我家是一个穷司沛，民改前有四亩地、骡子6匹、牛一头、羊7只、猪12头、房子三幢。我没当过官，当过后所土司的头人，在土司境内，有权调节、处理纠纷。我办过一些案子，有一件较突出，是1946年处理走婚纠纷的。　　

　　木垮斯大人的儿子皮搓，绰号叫聋子。他有权有势，看中了同村的喀科姆，但她已经走婚，男阿注是中瓦的中瓦比马。聋子使钱给喀科姆的妈妈，与中瓦比马争吵，最初聋子失利，于是带领很多人把中瓦比马家抄了，宰猪请大家吃。因为他是司沛，是左所土司的兄弟，谁也不敢反对。　　

　　中瓦比马不服，向土司告状，土司说：“这案自我处理不了，请百姓们公议吧。”百姓们说好办，把聋子家抄了，也宰猪请大家吃。土司不肯，说“这是杀鸡给猴看，不然我就要发兵了”。在这个关头，我站出来说：“这件事由我来办”。　　

　　我先把喀科姆的妈妈抓来，捆绑上刑，对她说：“你一女许二男，等于一根骨头喂两只狗，罪全在你身上。”这个妇女只好认罪，嫌贫爱富，引起争斗。罚她200元光洋。让聋子交159元给土司，另外把抄家、杀猪的损失补还给中瓦比马家，但把婆娘断给聋子了，因为他付了大量礼物。聋子和这个女人结为长朋友。　　

　　这个案子，我是替土司、司沛说话的，从中得了几十元光洋。说起来，从婚姻上看，两个全是阿注，都是走婚。　　

　　例2：李甲错（40岁）　　

　　我是左所多奢村人，我们家是俾子，有15个人，民主改革后生活好了，家庭比较宽裕，在沿海公社是算一算二的。所以，我的阿注不少，长阿注有五六个，短阿注也有十几个，住一、两天的在内，至少有30个女人，一共生有六个孩子。　　

　　我生于1940年，1953年穿裤子，跟四个舅舅在一起劳动，他们手把手地教我犁地、赶牲口和从事各种农活生产。跟女人交往，是从15岁开始的。跟她们跳舞、唱歌，但当时还没有阿注。16岁那年，我外出赶马回来，路过阿努村，遇上喇阿尤竹马，当时她15岁，个子不矮，我说：“给你点礼物，你可要？”她点头同意，我送她一件裙子，说“晚上到你家来玩”，她没有拒绝，我晚上去了，她在门口迎我。我们偷偷摸摸地溜进院内，进了圈房睡下，就这样开始了阿注生活。　　

　　我跟喇阿尤竹马都很年轻，痛痛快快地玩了几天。又送她两件衬衫、二筒茶叶、一根带子。后来她妈妈知道了，对我说：“女娃还小，你也不大，过早交阿注不好，将来不会生娃娃。”妈妈的话，女儿最爱听，所以她就老躲着我，晚上去几次都扑空了，我自感没意思，以后就不去了，也没有索回礼品。　　

　　不久，我认识了多奢四队的喇拔壹，她很漂亮、能干活、会说话，与我同岁。我跟妈妈说了，愿意同她结为阿注。妈妈说试试看，就请了一个媒人，带着上衣、裙子、带子和包头，先后去女方家三次，头两次对方不表态，媒人又去第三次，她们把礼收下了，说明同意我与喇拔壹为阿注。这种送礼，叫调带子。　　

　　第二天，由媒人把我带到女方家里，我看过老人，就同喇拔壹到圈房里玩了。　　

　　我们相处七年多，是第一个长阿注，彼此相处很好。她先后生两个孩子，一个叫喇库姆，今年17岁，歌唱得很好；另一个叫喇翁吉，16岁，也是一个漂亮的女孩。过去每年我都给她们送穿的，为子女办过满月酒。后来喇拔壹病死了，我没去送葬，由我姊妹送了白布。她死后，我也经常给两个女儿送些穿的用的，我一直认她们，两个孩子也认我，逢年过节来看我，称我为“阿波”。　　

　　虽然我与喇拔壹是长阿注，但我还另外找了短阿注。比较长一点的是杨阿特，她年龄比我大一、两岁，有一个长肖波，有一次她的男人去丽江赶马去了，要两三个月才回来。她遇见我就主动打招呼，让我去她家玩，晚上我就去了，送了五、六元钱，跟她住了几晚上。她爱礼品，每次去都送些，但谁能天天送礼，后来我就不去了，两人相处一、两年，也算一个阿注，但我们没有生小孩。另一个短阿注是杨优竹马，那是1957年前后。我经常赶马外出，附带搞点副业，挣些钱，女人都叮着我。有一天，我跟杨优竹马在村口相遇，我主动地说：“有阿注吗？没有我晚上给你作伴。”她说：“来吧，我等着你。”　　

　　我给她很多礼品，咱俩又年轻，相处有三年多。后来发现她经常找短阿注，还说“李甲错丑，就是凭钱交阿注”。我侧面听说后，十分生气，就不去她家了。有一次她遇到我，问“你怎么不来了？”我说：“你不要想念我，我不会成为你的丈夫。”于是，就这样好和好散了。　　

　　1958年大办食堂，我与杨迟耳布交阿注。咱俩家合搭过马帮接触多了，断断续续有四年之久。后来我外出赶马，她与乡干部杨寄廊交上阿注。这个女人看上了干部，又扬言我长得“丑”，我就不要他了。　　

　　以后，我又托媒人去找喇拉初。这个女人是堪布的女儿，贵族斯沛出身，没人敢找。我是贫下中农不怕，就托人送礼去了，她们看我能干，就把礼物收下了。调带子那天，我送一件上衣、一件裙子。我们住了两年多，生了一个女孩，叫喇迟耳，已经15岁了。后来发现她有一个阿注叫喇义多，由于要划清界限，不大敢去走婚，这一点我倒不在乎。但我俩结为阿注后，他俩还背着我来往，群众也说“喇迟耳这孩子，不是甲错的，像喇义多生的。”我听后很不安逸，就不再登喇拉初的门了。我走后，她又与喇义多走婚了。我们家为孩子办了满月酒，我与女孩还是认识的，但大人断了，小孩也就不认我了。　　

　　除了这些长阿注，睡一、两天或一、两个月的，还不算阿注呢，这种女人就多了，我至少有30个。这些临时性的女人，都是突然结合的，各有自己的阿注，我们相遇后就住在一块了，睡后就失去了联系。在多奢二小队的姑娘，我没睡过的没有几个，经常是今天宿东家，明晚住西家，换来换去，耍着玩，对于长阿注并不满足。　　

　　在多奢二大队七小队我找过两个临时朋友。一个叫杨格科，那是1970年，我已经30岁了，她才18岁，年轻漂亮。我有一天赶马回来，路过她家门口，她主动问我：“你给我砍点柴吧？”我说：“行，我在那放牲口，怎么办呢？”她说：“没关系，牲口我来看，你帮我一天忙吧。”我俩一人拿一把铁砍刀，到山上去了。我们一边爬山，一边玩耍。　　

　　她说：“我的阿注在前所管理钱。不常回来。”　　

　　我说：“他今天不回来，我今晚去你家住”。　　

　　她说：“他不回来，你就来。但你不能对外人讲，那样对我们面子不好看”。　　

　　我说：“是呵，他不在我就去住，回来了碰上来不好意思，打架更不好”。　　

　　她说：“今天我们在山上歇歇，晚上不必来了，明天在我房上丢一个石子，我出来接你”。　　

　　第二天晚上，天很黑才去，往她家房子上丢一个小石子，不久她就出来了，有十几天住在他家里。我给她四元钱，别的东西没有给她。后来我离开草海，赶马走了，同她也失去了关系。她的阿注是干部，男人不敢多找他们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