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春天，我的老父亲来电话说，我的孪生妹妹华夏终于要结婚了。在这之前，我已从父亲的信里知道华夏已经有个未婚夫了。华夏的未婚夫是我们还留在家乡的乡下的亲戚介绍的，是我们老家乡下的一个小伙子。我知道这个消息时，虽有过父亲好不容易带着我们走出乡下现在却有个后代又要回去的些许遗憾，然而我还是很为华夏高兴。华夏要结婚了，父亲很高兴，准备大肆张扬这个婚礼。可我的妹妹华夏不知为什么却要在婚期将至时取消婚约。脾气暴躁的父亲为这事很恼火。“她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人家肯要她就谢天谢地了！她还要挑三挑四！……”父亲的话冲出话筒砸在我的耳鼓上，在我的脑颅腔里激起一片轰鸣声。末了，他让我早点回去劝劝我的妹妹。我当天就乘上了火车。第二天的傍晚到达县城。　　

　　妹妹对即将到来的婚礼没有一点喜悦的意思。在举行婚礼的前一天晚上，我和她避开来送亲的亲友，坐在她的房间里默默无言。父亲的说笑声从客厅里很响亮地传进来。“好！好！好！这个小伙子啊，不错！不错！论人材配咱们家的姑娘那得配几个来回！家里也好。虽然是农村人，农村人……农村人也没啥，人家家里有钱呢。我这个残废女儿也算是有福了……她刚生下来那会儿呀，一看她那样我就想把她扔了。可咱做父母的能忍下那个心吗？这不，长大了找了这么个对象也算有福了。哈哈哈……”　　

　　关于父亲说要扔妹妹，又没有扔的话，父亲经常提起。在这样的话题里，他一遍遍地强调自己的伟大与功德。这时妹妹总是把头垂到胸前一声不吭。要是我也不吭声，他就会说个没完没了。最后通常都是我说：“爸爸真不容易啊。长大了我们一定孝顺爸爸。”父亲便住了口，以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们，脸上满是鄙夷与希望相杂的怪异神情。我和妹妹在她的房间里又听到父亲这样说的时候，妹妹忽然说：“爸把那个小伙子夸的多完美呀。可那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的幻想。他是宁愿被自己欺骗而相信他所说的都是真的。事实上爸极其瞧不起农村人，在他看来只有低贱的农村人才和我相配吧，不，我说错了，即使是一个在爸眼里和牛羊差不多低贱的农村人，也是我高攀了。我跟你说我一点都不喜欢我要嫁的那个男人。我答应结婚不过是要减掉爸的负担。这个大负担让他背了这么多年可真不容易啊。”妹妹说着还笑了笑。她的笑容从她脸上落到我的眼里，又在我的大脑里凝成一个特异的象征着绝望与痛苦的特写。“另外我结婚也能满足一下爸爸那点可怜的愿望吧。爸不是一直因为有一个残废的女儿而觉得低人一等么？现在他的残废女儿居然找了个看起来体面而家道殷实的男人做丈夫，他可以扬眉吐气了吧？他甚至还可以拿这件事去嘲笑以前看不起他的那些人呢。哈哈，就是因为这个我才拿一辈子的幸福进行这场丝毫没有把握的赌博的，而不只是因为爸那愚昧而又愚蠢的好心的逼迫。”妹妹说完就转过身去背对着我睡在床上，我猜她是不想让我看见她哭了。“结婚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糟啊。你是因为惧怕结婚才那么想的。所有的女孩子没结婚之前都会怕的，结婚之后就好了。”我这么说着，一种锥心的痛苦就从我的胸腔窜到口腔里，我舌头上的味蕾便尝到了如嘴里饱含了一口胆汁才会有的苦涩。我分不清这痛苦是我因怜惜她而从我自己的感情中产生的，还是它产生于妹妹自身的心灵，又由作为她孪生姐妹的我感应到了。那天我们没再说什么。我有一段时间曾想要妹妹不要勉强自己，别为了别人去结婚。然而我听着她一整夜都在床上翻来翻去，一直没说。第二天，妹妹就在大队人马的簇拥下出嫁了。我没等到妹妹三天回门就离开了家，因此我不了解妹夫。在和妹妹的通信里，妹妹也很少提及妹夫，她甚至不提她的生活，而只就一些社会学，历史学及文学里的问题和我讨论不休。妹夫死的时候，妹妹向我通报他的死讯也是附在一封长信的后面：“附：不久前我丈夫不甚失足落水。夏汛水急，救之不得，已故。丧事已毕，勿念。”这样冷淡的几个字模糊了妹妹的态度。而我那时正因照顾婴儿而承担着体力与心理上的双重重担，也没有力气去为华夏担忧了。我不了解华夏的生活。那时我甚至忘了我还有一个妹妹。　　

　　“想什么呢？”于阳懒洋洋地问。　　

　　“你说昨天夜里在窗外叫的那个声音会是个鬼吗？”我冲口而出说。　　

　　“鬼？”于阳乐了，“我相信有鬼，可还没见过。什么时候那鬼来了你让我也见见？”　　

　　“该给我前夫去电话了。”我说。对于阳的嘲笑没觉得可乐。按着时间推算。华夏乘坐的火车应该在中午时分到达我前两天还居住着的那个城市。她到了那里一定会去我前夫的家里找我。华夏还不知道我已经离婚了。我应该给前夫打个电话让他收留华夏几天，那样华夏就可以在我赶回去之前有地方安身了。　　

　　向村民打听哪里有电话，回说，村子东头的邮局里有。“我们这里有邮局了。”那个村民还喜滋滋地说。这样我和于阳就得走到村子的东头去。我本以为我去打电话时于阳会借机留在家里和他的罂粟美人幽会。但在我要出门时他说他也想出去走走，于是我们就一起走了出去。看来于阳是想借着出去走走的行动来抵抗毒品对他的诱惑吧。　　

　　村子已不是我小时那种典型的农村屯堡的样子了，它更像一个镇子。我们顺着小路向南拐上了东西横穿过山谷的大道，沿着大道向东走，一路走过村民们的聚居地。村庄的东半部居民明显减少。小学校，邮局，乡政府的办公楼，和不知什么时候起就有的牛马市坐落在大道的南面。与它们隔路相对的是一家卖杂货的超市和一个两层楼高的医院，以及一些个人家开的饭店修理店之类的店铺。牛马市的场地逢集时就变成了自由贸易市场。今天本不是集日，因为明天是正月十五，今天就临时变成了一个集日。我临出门时，华夏的公爹跟我说今天有大集啦，今天有大集啦。又说华夏在家就好了。言下之意透露出不能上大集消费的惋惜。我们沿途看到自由贸易的摊位已经摆好了。一个个摊位贯穿了整个村庄的东部，从牛马市里一直摆到了小学校的门口。村民们聚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滩位前挑选着自己所需的商品，为明天的元宵节做准备。买主和卖主讨价还价的声音和小商贩哟喝着叫卖的声音此起彼伏。白腾腾的热气从他们嘴里呼出来又喷到他们冻得又红又硬的手上。包着鲜艳头巾的村妇，嘴里呼着白气嘻嘻哈哈地说笑着，挑选着。买好了东西的人又打着招呼一同慢慢走着回家去。多数的人都是向村西头走，只有少数的人绕过街两旁的楼房回到楼房后面的他们的家里去。这少数人露在空气里的头把他们从那些包着鲜艳头巾的村妇、带着大耳帽的村夫区分出来。我先是注意到了他们头上的区别，接着我就发现他们衣着的不同来。大街上大部分人都穿着西装或皮衣服，头上戴棉帽子或头巾，脚下是布面棉鞋。不用说西装都是一般布料做成的劣等货，皮衣服也是好多年前在城里流行过的旧样式。那少部分人穿着不甚考究，因而显得更休闲。就是这不同的衣着把街上的行人区分成完全不同的两群。多数的一群人在看到少数人时故意大声地说话、笑，用快乐筑成一道墙挡在身体的周围。接着我发现他们这么做是因为少数的一群人像带着标签一样戴着一脸冷漠与轻慢的神情，高高地抬着头在人群里走来走去。　　

　　“啊，看，这么个小地方还有这个哪！”于阳指着一个地方大声地说。他的大声引来一些人向我们观望。并引出他们讥笑而骄傲的神情来。　　

　　于阳指的是一家肯德基连锁店。这家店门上挂着画着汉堡考鸡等食品的大红招牌。我也没有想到在这里居然能看到这样一家连锁店。于阳拉着我走到店前，孩子气地趴在涂着白色圣诞老人、圣诞树、贴着红福字和喜联而显得乱七八糟的橱窗往里看。店里真有人在吃，用筷子夹着蛋糕面包等西式食品往嘴里送。于阳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村里人一定是刚接触这种东西吧，还不会用刀叉呢，就是会用的话，他们也不愿意用吧。”我用这话来为我的故乡开脱。　　

　　“这样才自然啊。人和东西都那么自然。看看这里的女人，人人都有着毫不装饰的红脸膛。这可真是高级化妆品也装饰不出的美丽呢。嗯，身材也这么自然这么好，这要是让都市里那些白领们看了准气死了。她们花了钱天天到健身房里去蹦也蹦不出这个效果啊。……有意思，看这些人，买个东西还能买出这么生机勃勃的气氛来。”　　

　　我们离开连锁店的门口，继续走时，于阳看着迎面而过的人流，对村妇们朴素而粗俗的打扮大加赞叹。于阳大概想起城市里的人们来了。在那里每个人都端着一张冷漠而苍白的脸。买起东西来也匆匆忙忙的。各人之间是完全独立的。照这里整个大街上招呼打成一片，热闹的充满了生活气息的景象来看，城市里的生活真是病态而乏味呀。我虽然深知这平静的热闹只是表面现象，也想到村民们的平静而快乐的脸或许只是因为无知少欲才有的假象，我也不能不为他们感动了。　　

　　我的心情也在这气氛的感染下好了起来。“是啊，看到他们的高兴，好象自己要是不打心眼儿里高兴起来都是不应该的呢。他们的快乐真是没有负担啊。真可以说是完全真诚的。那是因为乡村里没什么娱乐嘛，过年过节的热闹气氛才会受到这么欢迎。我小的时候过年过节虽然也张罗的热火朝天的，可确实没什么吃的。这几年，这地方的人有钱了，集市才这么繁荣啊。华夏在信里告诉我说这个村子去年，或者是前年还被评为现代化的文明村呢。村长是个很能干的人啊。在以前我小的时候，集市上的人可没这么多。集市也没这么大。那时候乡政府也不在这里。医院啊，邮局啊汽车站啊什么都没有呢。只有一个牛马市。那牛马市也就是一块荒地。站在这道中间向东望过去，除了那个大石屋子外，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山的入口，也可以看到山上的寺院。现在站在这里是看不到那个大石屋子了。都让房子挡住了嘛，山上的寺院倒还可以看到。”我抬手指指北面山上让于阳看。银灰的天空下，顶尖上盖着白雪的群山巨大的毛笔架似的围着山谷中间的村子。山上的寺院山水画中用来做点缀的简笔小屋一样坐落在山坡上。　　

　　邮局是一个方头方脑的平房建筑。这个地方应该是以前乡政府办公的地方，想必乡政府搬到大楼里后空出来的房子就用作邮局了。一块黄铜色底上写着“邮政储蓄”四个闪亮黑字的牌子，和坐在街边、离整个墙都贴着绿瓷砖的墙壁两米远的绿邮筒，把邮局从别的建筑物中标了出来。　　

　　“回来啦？”一个人站在邮局的门口向我打招呼说。　　

　　“啊，”我含糊地答应着，看了看他。这是个穿得很干净的老头，拄着根拐棍，满面笑容地看着我。我觉得面熟，可是想不起来了，就笑一笑走进邮局去了。打过电话请前夫收留华夏几天，前夫答应后，我挂了电话和于阳走出来时看见那老头并没有走，还拄着拐棍站在邮局的前面。老人没戴帽子，银白的没有一丝杂色的头发在寒风里抖动。他见我走出来就笑着点点头。这人的笑容和这人站立的姿势一落进我的眼里，就顺着我思维的轨道沉进了记忆的深潭里，并和沉淀在底层的某种飘乎的印象重合了，进而因重合而清晰了的记忆片断又返回了我思维的表层。我认出了他。他是那个老校长。　　

　　“啊，是您啊。您老还这么健康啊，这真是让人高兴的事。”我说着走上前和他握手。老校长按年龄算得有七十多了吧？还是红光满面的。看来他的智商也没随着身体的老化而迟钝，竟然认出了我嘛。而我在十几岁时就随父母离开这里到县城去了。上次华夏结婚时我也没有看见他。　　

　　老人，也就是老校长，抬起一只手来和我握了握。他的双手本来都压在拐棍的把手上，抬起一只手后，身体便微微晃了晃。这个晃动不由得让我产生一种内疚与羞愧相杂的感觉来。老校长的腿是在那场大运动中被作为革命小将的我们的姨妈带头打伤的。伤后又不让他去治疗，才落下现在的残疾。作为当年作恶者的血亲后代，看到亲人当年的作恶成果时，我不能心安理得地看着他而不产生内疚与羞愧来，尽管这内疚与羞愧也像多年前的旧照片一样模糊而淡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