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你喜欢的方式吗？”我问不知什么时候出现的我的婴儿说。婴儿的身影在半空中飞来飞去地唱着歌。“诅咒！诅咒！我的诅咒！你的罪恶！”他唱着，毫不理睬我想得到一个肯定答案的心情。那么，那就算是你喜欢的吧，毕竟那也是你选择的呀，虽是无意是的选择，但谁又能说无意的选择不是上天的安排呢？于是我的心情重新平静下来。婴儿也把他的身影隐蔽在黑暗中不见了。　　

　　我的朋友从黑暗中走了出来，如同传说中的火神一样燃烧。她的身体还没有变成陶俑般的怪物，红色的火焰彩绸一样在她美丽的身体四周猎猎飞舞。“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她说。一朵朵火焰花就在她双唇的闭合间从她的嘴里溢出来，加入到她周围的火焰中去。　　

　　疼吗？　　

　　我说。朋友亦不回答我。火焰在她叉开的双腿，高举的双臂之间跳跃。她整个人仿佛是一个熊熊燃烧着的“火”字。她的身体在火里痉挛般地动着，像在跳一种奇异的舞蹈。啊――！啊――！啊――！她的嘴里发出处女初夜受到攻击时肉体的痛苦与精神的愉悦相杂时发出的呻吟声。脸孔也在这呻吟声里呈现出酣畅淋漓的痛苦而又愉悦无比的神情。仿佛她不是被火焰焚烧着，而是在和火焰交媾。　　

　　我打量着朋友，真的觉得她比我的孪生妹妹更让我感到亲切。　　

　　我的朋友，是我在大学时代就认识的。那时作为理科大学生的我，写了篇小说投到地区的文学刊物上去。居然发表了。不久，我接到了第一封读者来信。信里说了很多赞叹鼓励的话。写信的那个人就是我的朋友。那时，她是那个文学刊物的编辑。后来我们相约见了面。她一见到我先是惊讶，即而哈哈大笑起来。“哈，你原来是个这么温柔小巧的女孩子呀。我一直当你是个纠纠大汉，还在背后偷偷恋慕你呢！原来是个小女子！－－你这样的小女子写出那么大气派的文字……我敢说你是个天才。”说完又爽朗地笑个不停。就从那一刻起我们开始了真挚而执久的友谊。我们每星期都通信。大学时，性格内向的我，没有朋友，家人也很少给我写信。朋友的信是我唯一的盼望和慰藉。她在信里跟我谈文学，谈艺术，并竭力劝说我写小说。可以说，朋友使我走上了写作的道路。我的朋友曾一度是国内很有名的女作家，编辑。但在一次她写的小说受到有关部门的严厉警告后，她的才思不知怎么突然枯涸了。为此她曾痛苦地自杀过。她的丈夫无奈，最后才把她带到国外去疗养，期望她会好起来。　　

　　在国外，朋友颓丧的情绪曾一度好了起来，这从她给我寄回的信里，和她发表在报纸上充满异国风情的散文可以看出来。但不久，朋友从国外回来了。　　

　　朋友是一个人捧着丈夫的骨灰盒回来的。在国外，朋友和她的丈夫参加了中国留学生为抗议北欧组织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举行的示威游行。游行结束后，在回家的路上，朋友的丈夫被疾驰而来的汽车撞的血肉模糊，当场身亡。朋友目睹了这个灾难发生的整个过程。当时她正目送丈夫去停车场取回他们的汽车。就在丈夫的背影在朋友的眼里化为一道温暖的风景的时候，停车场的出口处一辆汽车疾飞而来，朋友的丈夫躲之不及被撞飞了出去……那个过程在朋友后来的回忆中变慢了。回忆里朋友看着她丈夫划了个优美的上弦弧，啪达一声落到她面前……丈夫的脸上还凝着一朵笑靥，然而从他头部涌出的血液迅速地把那朵笑靥淹来了……于是朋友独自一人，带着丈夫的骨灰登上了飞回祖国的飞机。　　

　　朋友认为她丈夫的死是一场有预谋的凶杀。然而当局认为朋友的精神有问题而对朋友的申诉置若罔闻。事实上也确定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的证据证明她的判断。　　

　　朋友从国外回来后就离群索居，郁郁寡欢。为了让她重新振作起来，我劝她把一度放弃的文学创作拾起来。朋友干了。她又参积极加了我所在的那个俱乐部。似乎一切都好了起来。然而，有一天，她蒙着眼睛被人带到我家。“华春，快帮我找个好医生。”她惊惶地说，“我的眼睛出毛病了。快帮我找个好医生吧。”原来，那天中午，朋友在大街上走，不知从哪来的一道强光忽然射进了她的眼睛。这强光引起了她短暂的失明。等她再能看见东西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满大街川流不息的人忽然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套时装像人那样摆动着袖筒，甩动着裤腿走动着。透过衣服的空隙，可以看到一个个生殖器，男人的，女人的。每个生殖器都顶着一坨坨粪便，生殖器蠕蠕而动，粪便上冒着丝丝臭气。除了这些，时装里不再有任何东西，任何气息。朋友被这景象惊得目瞪口呆，又被臭气熏得呕吐不止。后来吐得瘫做一团的朋友无意中用衣服蒙住了眼睛，那逼人的臭气忽然闻不到了。于是朋友便蒙住了眼睛让人带着找到了我。“找个医生看看吧，只要再也看不见那些东西，就是让我失明也行啊。”朋友悲哀地说。我当然不能让朋友失明。那段日子我带着朋友走访了城市里的每一个眼科医生。所有的医生都说朋友的眼睛没有问题。“看看心理医生吧，”一个医生建议说。于是我们抱着急病乱投医的心态去找了心理医生。那个样貌古怪的老医生听了朋友的述说，又看了看朋友的眼睛，说：“这是大脑思维偏离了原有的运作模式，导致了器官功能混乱。”接着他提笔刷刷地开了一张药方。我接过一看，半天才认出上面画符般的字是：彩色眼镜一副，书一本。那书是一本赞美诗。朋友回家一试，居然有效。她的眼病便渐渐好转了，虽未痊愈，也不轻易发作了。那时疯狂的种子便在朋友的体内形成了吧。但它的生根发芽却是在朋友认识了华夏之后。我一直认为是妹妹华夏触发了那疯狂种子的发芽契机。　　

　　朋友是在我家里认识华夏的。去年秋天，我的孪生妹妹华夏，忽然从她居住的乡下到我居住着的都市来看我。妹妹的到来带给我的惊讶多于姐妹相见的喜悦。我无法想象从未出过家门的妹妹，拖着残疾的身体，克服了怎样的困难，走过了漫长的路程，找到我这里来的。对这点，妹妹只字未提。有一次，丈夫小声说：“我真想像不出华夏是怎么来到这儿的。”说这话的时候，华夏正努力拖着腿，带着沉重而畸形的身体从客厅走到卫生间里去。丈夫对华夏客气而亲切。然而在那一瞬间，我看到丈夫的脸上闪过因看见什么可怜的东西而出现的怜悯而厌恶的神情。我的心里就闪过一阵懊恼的，近乎屈辱的痛楚。从小到大就是这样的目光和神情一次次地刺痛着我。因此，我以及我的家人都尽可能地避免让华夏见到陌生人。在华夏住在我家的那几天里，我也是有意无意地按着以往对华夏的惯例那么做的。所以我的朋友能和华夏相识相交纯属偶然。　　

　　那天我和朋友参加的俱乐部要开一个青年作家的作品研讨会。我因为和妹妹辩论而忘了时间。直到朋友来找我，我才想起我应该走了。在我抓起衣服往外走时，妹妹在里间屋里不屑地说：“又去相濡以沫呀？”我把这句话当成妹妹一惯攻击我“思想贫乏”的一句讥讽而未加在意。我不知道的是，这句轻易绕过我耳朵的话，却如静水投石一样投进了朋友的耳中，直到她开口说话时，我知道那句话不仅落进了她的耳朵，还和她脑子里的某种东西产生了共振的谐波。朋友在路上一直沉默不语，在对作品讨论的时候，她也一言不发，呆呆地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发着愣。这是一个新崛起的男作家的作品讨论会。青年作家因为用特殊的语言与另类的视角描绘了一次成功的性交而使作品畅销国内。他为公司赚了钱，因此被出版公司和我们这些人誉为天才。我们这些人先对青年作家给予了毫不保留的赞誉，同时也巧妙而苛毒地批评了另一个被有些人看好的，但相比之下要寂寞得多的不写性交的作者。这个研讨会是在一个叫梦幻的酒吧里举行的。大夸了青年作者和大骂了另一个作者之后，会也就算开完了。大家像终于被解放了一样，纷纷跑开去，跳舞或是到吧台上要饮料，各行其事。我拉了朋友又为我们俩叫了一杯与酒吧同名的鸡尾酒。喝酒的时候，朋友忽然说：“那人是谁呀？”　　

　　“谁？哪个？”我向四周看了看，准备看到一个新面孔。然而，没有。　　

　　“就是在你家里说咱们是相濡以沫的那个人，”　　

　　朋友低头啜着酒回忆似地说。我这才知道朋友的沉默是一直在观察着“相濡以沫”这四个字在她思维之湖里激起的波纹。　　

　　“噢，是我的妹妹。”我大不情愿地说。并且开始担心朋友的思维会延着这观察的轨迹钻进某个死胡同里去。　　

　　“她说的真对呀，我们真到了相濡以沫的地步啊。”朋友感慨的语气里渗出些许无奈的意思来。　　

　　“噢？这话怎么讲啊？”　　

　　“不信？那么我问你，我们为什么对那个男作家给予那么高的赞誉？是他写的东西真的那么好吗？未必吧？我们称赞他只因为他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写着同我们差不多的东西。说起来称赞他就是称赞我们自己。对他的肯定也就是对我们自己的肯定。同病相怜者的互相吹捧互相欺骗罢了。我看倒是那个被骂得狗血淋头的作者好一点。最起码他有点建设性的东西。可是我们呢？只怕我们那条思想和想象力的河流早已枯涸了吧？为了能继续写下去，我们只好从别人的作品里寻找自己的灵感。可这贫乏的灵感的唾沫究竟太少啊。所以我们的小说才像印制年画似的成批成量都是一个模子。更可笑的是，我们自己挖不出有建设性的东西来，还要对那些有独立的创作能力的人加以打击和压制。这样做不只是出于我们贫乏的头脑无法领略人家作品的好处，就不分清红皂白地加以打击，也是出于嫉妒的心理吧？而且明知这样做是不对的，还要去做，是遵从不管是不是真理舆论导向不能错的大规律吧？――啊，我可能说错了，对于我们来说，那条思想和想象力的河流可能根本就没存在过，我们有的或许只是一点唾沫的能量啊。”　　

　　她的话激起我的愤怒。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时，朋友的话使我在讨论发言时就有的嫉妒感，忽然一下子从朦胧变得清晰起来，从而迅速燃烧起羞愧的火焰，炽烤着我的全身。这嫉妒感又引出我尚不明确的绝望。大概是出于对这嫉妒和绝望的惧怕与反抗，我反驳她说：“那你都写个好的出来呀，怎么不见你写？从回国以后，你还没写出过什么有力的东西吧？”　　

　　朋友一下子变得万分沮丧。“就是写不出来才想那么多呀。唉！独立的思想才是艺术的灵魂。可是我觉得我的大脑都被一条条的绳子捆住了，挣也挣不开，怎么也挣不开啊。真是，都被捆住了，――我们没有艺术的灵魂，艺术就死了。勉强写出来的东西，也是死的，烂的，垃圾。我们这些自封的艺术家，也应该算死了吧？”朋友悲哀地说。朋友所说的情形，我深有同感。朋友的作品受到批判之后，我也曾一度陷入了思想的挣扎之中，那场挣扎真的可以说是思想上的炼狱呀。几乎要疯狂。挣扎之后。我的作品便往现在的方向发展了，但我至今也不敢肯定是我突破了某种思想上的束缚，还是放弃了挣扎，像突围不下的军队一样地退怯了。这种不确定，时时令我不安。但我做的是，在这不安袭来的时候，极力地回避它。因此，我和这不安带来的焦燥，总是擦肩而过，并没有像朋友那样，长期与之纠缠不清。　　

　　我们一同沉默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