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起因为台湾某报刊登的某某女记者杜撰的罗大佑与张艾嘉的绯闻。——（编者注）那么就让我们来玩玩这种三流的文字游戏吧！　　

　　某某是个影剧记者的名字，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或者和她谈过话。她写这条有关我的绯　　

　　闻的时候我没有见过她，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见过她。　　

　　记者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因为记者把大众看不到或接触不到的事物报道给大众；因此大众对于一个人或是一件事的印象上，记者扮演了几乎是决定性的角色。事情可信，是因为记者有公信度的累积的评价；事情不太可信，是因为读者或多或少可从记者笔锋的用法知道其中可能另有文章。而一件事的报道，不论真相如何，都是一种讯息的传递，来自事物本身或，来自记者本身。称职的记者扮演的是一个透明的角色，他搜集一些够多的客观资料，让读者作最后的评断，因而在这种情况下，读者是自由的。　　

　　演艺行业也是个特殊的行业，因为直接牵涉到个人，亦即：演员、歌手或是幕后的工作人员，或任何与表演媒体有关的资讯。但不论哪一种表演媒体的资讯，都和人的活动有关，所以影剧圈最强烈的特点，即在于人的色彩的突出。　　

　　大众对于明星或歌星的印象，既然极依靠影剧记者的报道，因此记者对于演艺人员而言，关系不但密切，而且相当复杂，其中充满了太多的做人的艺术，有时这种艺术甚至高过了表演的艺术。毕竟，说明表演艺术的好坏实在太抽象了，只有专家才能分析得清楚，但写在报道上的个人主观的字眼或演艺人员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形容方式，给予读者在印象上的反应，实在太直接了；因此做人的艺术上，艺人与记者的相处是一种极复杂的，通常穿插着或多或少的，表演。　　

　　表演，没有什么不好，再怎么说，这个圈子不是股票市场；再怎么说，有时毕竟人生如戏。但，身为一个艺人，身为像某某这样的记者的一个报道对象，我想我有足够的经验与资格来“挖一挖”这种报道之后的另有的那一层平时绝难一见的文章。是了，那句放诸四海皆准的理由：“读者喜欢看嘛！”好极了，今天我们把位置倒转一下，每个人扶正椅背，系上安全带，把自己的水准调到“读者喜欢看嘛！”的适度范围内，这样，我们就可以像她们(！)顾虑自己报纸杂志的销量般，也许能多卖几本书。　　

　　事情的确令人吃惊，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地步了。“你们演艺圈子怎么会臭到那种地步呢？”真的，透过有些影剧记者们的描述，这个圈子似乎已经到了令人觉得身为一个艺人是一种极堕落的职业选择了。但令人更吃惊的是，艺人们对于影剧记者的报道的容忍，更似乎已经到了绝望的炼狱：“凡到这里来的，弃绝了所有的希望吧！”我的天，艺人们的尊严在碰到媒体的迫害时，表现竟是如此的默然吗？　　

　　当然了。你别忘了谁是真正的超级巨星了。“你以为你是大牌是不是？看我写篇东西修理你。”你别忘了他们的报纸销量是数十万份百万份，你别忘了她们写出的文章越能把黑白的字变成桃红腥黄就越惹人注意，你别忘了前页那篇报纸文章上头本报记者“某某”那三个字比其他字要大出了好几号。操纵明星的超级巨星，笔杆是她们的麦克风，报纸篇幅与方块是她们的舞台。秀？早已上演多时了，而且票房早已暗中随着她们的劲舞狂歌高升为数十万份的大报了。什么？你从来没注意到？说我太夸张了？你知不知道她们还分大牌小牌的？　　

　　天凉好个秀。　　

　　这是我所知道的职业里头仅有的一种可以靠公然作贱别人来抬高自己的行业，而且有时，撒谎；而且，当着订阅或买她们的报纸杂志的读者前面，以数以数十万计的方式公然撒谎或捏造事实。她们的方式可多了，如前篇的报道般，她从来没有见过你的，可以写到你的心情里去；谈都没有和你谈过的，可以在自写自话的头条报道前加一条附括弧的“本报记者XXX香港越洋电话专访”；她们自己有意见要炒新闻，可以自己写上用“我”为主语的文章，附带一张记者会上她们拍到的你在谈话的照片，所以不论听起来看起来都像是你在说话；等而下之的，像有家杂志的影剧记者自己发表了一些政治主张，但主语当然是看起来像接受过他们访问的罗大佑，然后就会有一些脑筋不清的怒气冲冲的人士把这笔账算到罗大佑的头上。呜呼！　　

　　告他们？权利是争取来的？别开玩笑了，那不是一个人的问题，那是一种行业的问题。何况，歌星怎么可能告得过超级巨星，们？而我有理由相信这种人的品质的问题追究起来，最后会追到格物致知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问题上，做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所在。让我举起双手表示赞成吧。　　

　　于是我感觉像是掉到一个麦芽糖的大池子里被捞上来后想用一把梳子梳头的一种努力。　　

　　但无论如何，我的目标必须清楚。影剧记者，千万别忘了这“影剧”两个字。　　

　　对，而且，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好的，只有少数的几个人使我对这整个行业的印象大大改观。我们千万做事不可以偏概全，贻患无穷，甚至造成他们对我们永远无法谅解的后果。和为贵，和为贵。　　

　　但是要说的恐怕还是要说。譬如张毅与杨惠姗的报道，那些人搞了一大堆名流人士发表他们的看法，公开讨论。不论每个人的意见如何，我的感觉像极了大人民公审。好家伙，那种你人站在台上，所有的人都有权利——权利！——来发表对你的看法的批判的场面：我不知道谁告诉那些编辑或是记者他们有权利这么做，但我知道这种方式确实是中国人的民族性里最丑陋的阴暗处的一角。中国人是，你把他们集体弄到一块时，他们最脏与最丑陋的那一面你才会真正看到的。集体庆典里的公然谎言，排队上车的精彩场面，大家庭里的勾心斗角，台北街头的交通曲线，反正大致上是，既可以拿来娱乐读者，又可以讨论并端正社会风气伦理道德，再者张杨二人，有才有貌有雍容华贵的气质加影后之衔，好好大家一起来，不彻底作贱一番何以消除那种集体挫败感？　　

　　于是报纸销量又增加了，读者得到他们“喜欢看的东西”了，社会风气从此端正了，自此男有分，女有归，一片安和乐利。　　

　　牺牲的只是才子美人而已，反正他们罪该万死。　　

　　我太夸张了？问题扯到那里去了？　　

　　那么让我说说我的偏见吧！　　

　　大陆“文革”时被斗臭、斗死的名单中，杰出的人才占了很重要的比例。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的中国人容国团，自缢而死；乒乓名将姜永宁，自缢而死；乒乓名教练，傅其芳，自缢而死；傅聪的双亲名翻译家傅雷夫妇，双双自缢而死；作家老舍，投太平湖自尽而死；黄梅戏名演员严凤英，自尽身亡；反对“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的青年作家遇罗克，处决而死。刘少奇的太太王光美出国时戴了戴项链，为此就被搞了个游街当小丑斗臭。那些死掉的人，你数不完的啦！当然有政治的背景。但，当你想到能做点事的人都是这样的下场，如果你稍微微了解一下人性，研究一下中国人，你会发现最丑陋的那个本性的中心是环绕着两个字走的：嫉妒。“你有我为什么没有？”那么，“你怎么可以有？”所以：“看我们怎么修理你。”于是，人要修理人当然不会没有办法啦，尤其是菜可以烧到那么好吃的出奇的中国人。台湾的说法是：“见不得人家好。”但原理都是相同的。于是，真可以做点事的人死的死，逃的逃。然后他们最后还忿忿不平的说：“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不颁给中国人？”　　

　　嫉妒。最丑陋的人性。你看看台北街头的奔驰车辆为什么全都少掉了它们的鼻子，你就会惊讶到它是如此虎虎若生的存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　　

　　我的偏见也许离谱，但，聪明的你，给我一个比较好的解释或道理。　　

　　由此你隐隐可以感觉到为什么一个从未见过面谈过话的影剧记者如某某者，为什么会写出一篇那样的文章出来。当然也许她当时身受情绪的波动，正好碰到一个穿黑衣戴墨镜的男人如罗大佑者，竟还唱了一首《恋曲198O》，你会写歌是不是？好像还蛮受欢迎的嘛，你还是个医生是不是？喔！你没事还歌曲里多管点闲事抗议抗议是不是？　　

　　你不错嘛。看我怎么修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