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写此文时年长了十四岁，但对音乐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作者注　　

　　我记得非常清楚，小时候夏天下午睡午觉时，阳光透过木窗洒在似睡非睡的榻榻米上的我的身旁，外祖母躺在另一端。她也许睡着了，但她手里的纸扇则永远是轻轻、悄悄的、　　

　　慢慢的摇晃着；外头传来的树上蝉的叫声有时单一孤只，有时又逐渐回旋成整个外头世界的嘈杂。但不论阳光、纸扇、蝉鸣以及电风扇在那样的下午做出什么样的表示，最有劲的还是祖母小型收音机内歌仔戏持续的唱腔。我实在也不懂那个女人在那么小的收音机内到底唱些什么，但她似乎很不开心，但声音永远是那么宏亮，像是她有说不完的话或是表达不完的情绪，要告诉所有的人。记忆中好像永远是那个女的，要么就是我没有能力分辨她们的声音之间的不同，要么就是她们实在唱得太像了。唱腔虽然悲哀，但有一种永久绵延不尽的生命力；这样的声音似乎已经变成外祖母脸上表情内的某些皱纹，刻划成很深的一道道的记忆。有时候，即使外祖母回台南去不在家的时候，偶尔你还是会听见隔壁的收音机内传来那种一模一样的声音。那个女人的声音到处都可以听得到：她也像个童年的身影般，永远在不知不觉中跟随着我。那个声音我并不喜欢，也不讨厌，反正有没有它我都无所谓，而且它也不会对任何事情造成妨碍；何况外祖母是个很怕打扰别人的人，她总是把音量开到恰好的小声，恰好到只有在沉寂的午睡的那一段时间，那个女人的声音才变得清晰可闻。我永远不晓得外婆在听这样的声音时，她内心的感受是怎样的。快乐？悲哀？一定都不是。你从她偶尔叫你去买包“新乐园”的语气或在母亲的说话中插句嘴时，都可以知道她的心情完全不受那个收音机内女人的声音的干扰的。但是她可需要那个声音。她那么准时的收听那个声音就像她睡觉需要那个硬梆梆的枕头一样，什么东西都无法替代它们。外祖母手上带着一个细环状的金戒指，手腕上则有一个绿色的玉镯。她总是清晨一大早起来梳理她的头发，然后盘成一个髻。每天。她过世已经五年了。我们叫她阿嬷。这是一般人的叫法。很奇怪，她很怕打扰人，对陌生人格外客气，像欠了人家什么似的。她即使发脾气时声音也不可能太大声，虽然唠唠叨叨的。她永远保持那样的关心：对外孙、买菜、对她自己的头发、对邻居那个讨厌的太太、对收音机内那个声音。她生活得好好的，从不越过自己生活空间的接触范围。除了有时稍微罗嗦一点以外，她的存在大概是对任何人都有好处的，除了她完全帮不上忙的事物外。她会去做任何她帮得上忙的事情。她有一种极强韧的生命力，但不容易感觉出来，除非日子久了，或你留心观察：因为她不是冷的，也不是热的，她是温的，永远有那种温度。她给我一种太极拳般的动感，徐缓，但有韵力。就像睡午觉时，她枕在那个硬枕头上面，你很难知道她是否睡着，即使她手中的扇子一直是那么徐徐的晃动着。但你确知她是永远会在那边的，还有那种几乎探察不出来的温度。我想这可能是为什么当我知道她去世时，我哭都没有哭的原因。我开始想到那个收音机内唱哭调的女人的声音。我已经再也听不到了，这样的声音。现在想起来。那个声音虽然唱起来悲哀，但你总可以想像那个女人走出了收音机后，她和她的朋友或同事拍个肩或开什么玩笑，总觉得什么事也不会使她在收音机内的那个声音受影响而改变了点。总之那声音是那么牢牢的扣住了我，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但那个声音已经随阿嬷的去世而消失了。现在的生活环境里，没有人再需要那样的声音，那样的音乐，那样的历史了。所有的事物像高楼一样，慢慢的抬起了它们的头，离地面越来越远，那么骄傲的，越来越不需要别的东西，除非有个显著的理由。现在想起来，那种哭调的唱腔也许真太悲了，太过单调，甚至夸张。但它曾经就那样几乎是贴到阿嬷的耳旁向她做人与人之间最直接、最原始的倾诉似的告白，来自一颗心，穿过一张嘴的一种能量与心意的延伸。今天我才明白阿嬷为什么会需要那个声音。我想它代表了一种心与心之间的共鸣，而且，那么赤裸。不论是那个声音或阿嬷。她们永远没有去伤害过任何人，但她们就这么永远消失了。　　

　　餐厅内，音乐实在太重要了。不是人们要不要听音乐的问题，是，他们不想听到邻桌说的话或，他们说的话不想被邻桌听到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电梯的门一关。一种似有压力的沉默马上袭来的原因。但电梯里每个人站得实在太近了，放音乐也没有用；如果真要达到隔离的效果，音乐显然必须大声到令你尴尬的地步。所以，最好还是不放音乐，不说话。这个问题，自电梯发明到现在，一直都还没有解决。常常在计程车内听到那样的音乐。没有唱的演奏曲，编制简单，只有电子琴、电吉它、低音琴、电子鼓；节奏非常清楚，它又有点土味，又有点东洋味，但也常常演奏国语歌曲。不只在计程车上，在夜市地摊上、某些唱片行、有些小冰果店、地方戏院内，甚至出殡的场合，都有专车上载台电子琴，并附注特别标示以资辨别。以上这些场合已经暗示了这种电子琴音乐已经乡土化了，或者，这是乡土的“电子化”。它的声音似乎已经指向我们最原始本土的核心，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一部分了。对我而言，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在阿嬷那个年代，歌仔戏哭调的赤裸裸的人声已经改变成为纯旋律性的电子音乐。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整个社会最基层的部分，现在听的是这样的音乐——就像外祖母当年需要那个歌仔戏的哭调声音一样。电子琴的声音在那么多的乐器内，它的润饰程度最高。一种说法是，它物超所值，音色使人感觉比一般乐器在编制上庞大。一种说法是，它有能力制造一种假象。流行歌曲用到电子琴，我可以选购，因为它合乎了流行歌曲的本质的某些需求。但在一个农村的仅存的四合院内传来那电子琴的演奏的声音时，我就变得困惑了。我们原本认为任何力量都难以改变的那一部分，那个社会里最强、最原始的部分，人们在心灵上已经变了。他们的需求已经是另外的一种东西了。没有人会那么想要假象，但我们生存的空间内，假象比我们以为有的要多太多了。多到我们习惯性的需要它。　　

　　听那首弗兰克的A大调小提琴奏鸣曲时，音乐中的某些片段竟会使我有一种——我很难讲得明白——一种抽离的感觉。像小提琴的弓用力磨在迷走神经上，它先是带来一种类似巨大痛苦的东西，你必须用力皱起眉头，全力绷紧某些肌肉；随后又像释放了某种大量的化学物质，也许是迷幻药之类，使那干瘪炙热的所谓灵魂一下子又浸在这些液体内，得到了一种浸润舒坦的清凉。像一种得到宽宏的谅解的释怀。但，且慢，乐声尚且进行，所以类似这样的感觉像在你体内分好几个不同部分进行同时发展，有绷紧有舒解，同时或交替，造成一种类似性行为时生理与心理上那种错综复杂但亦单纯、紧缩；罪恶但亦畅然放松、黑暗然而又充满巨大的空间的感觉。乐声静止时，你得到一种平静而持久的喘息。音乐在这个时候就像是一头极具文明特质的野兽，在你身上做了一些使你狂热的愿意接受的骚扰。我想我看到了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的一个，宝蓝色的星空。　　

　　但我知道音乐是极其敏感的东西，它不会驯服在这种实质上的统一里面。即使它像一头被关起来的野兽，它也不会不咆哮挣脱的。有力气的早已挣脱了；我看到一些无力的音符在空中强颜欢笑，有气无力地扭动身体跳舞，像电视里那些配舞者的表演。　　

　　听到一个也写点歌词的女诗人突然冒出这样的一句话：“我写一首歌词只要十分钟。”然后似乎完全不经意的继续另一个话题。使我的心中充满了敬畏。歌词是文字的花朵，只有文字在成熟到某种程度以上，经过不断的咀嚼、沟通，人们牙齿的锤炼与喉气的吹靡之后才慢慢长出来的：“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不可能有太深的歌词——当然这牵涉到你怎么去说“深”。如果有人要为一滴露水的哲学或大自然微妙的交互物理作用去算计，我得马上闭嘴。但简单的东西就是简单的东西。简单的歌词就是听得懂，而且与人一定要有那种肉体的关系，那种共呜自内部的，甚至于那种血管与神经的胀缩，直接的像男人的生殖器的勃起——怛别忘记需要多久才会绽放出一个女性娇媚成熟的挑逗。“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看过所谓的“艺术歌曲”的一些曲谱与歌词，歌词故意写得连声韵都是高低相反的平仄运行的用法，据说是为了添上一层文学与音乐结合之间的层次或“艺术性”，但问题是，演唱会上那个女高音不论怎么努力的去大声、清晰咬字地去唱出来，就是没有人听得懂歌词在说什么。他们为什么不写朗诵诗算了？或者，纯演奏也好！音乐与观众都会更感激他们的。有人十分钟编织一朵人造花，而且不屑的样子，其实是要告诉你他们的文字根基有多雄厚。那颜色与造型也许鲜明有趣，但我闻到一股这个环境里文艺界特产的那种酸臭的气息。　　

　　说实在话，“艺术”这种东西其实是非常脆弱的。脆弱到比计程车费涨价这样的东西还不值一顾。因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会因为没有“艺术”而死掉(除了可怜而执着的艺术家会饿死以外)。我这样说也许无情而残酷，但艺术家假如不能提供别人能感觉得到，我说，感觉得到的作品的话，一个执着但无能的艺术家饿死其实也只是一个活该的事实。因为这样一个自私的人其实不应该管比他自己肚皮更多的事情。　　

　　看过许多的气质：热情、激昂、痛苦、沮丧、衣着发型、悲愤、爱情与悸动、流离、老人茶、脏、怪异行径，等等，但有趣的是，当他们了解到现实不会向他们妥协时，或躲在家里纳闷，或转行，或出国深造，那时他们却又和正常人没有两样了。这其中有许多人(据他们自己说)把艺术看作是比他们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的东西，因而上述这种结果只能证明他们对艺术的背叛能力还是相当强烈的。我实在不愿这么残酷的来看这种事情，但所有的结果告诉了我什么事情呢？有些人其实是没有能力为自己负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