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一下这样的事,可能也挺有趣的。 祖父《八十年回忆》内记载,因族谱失散,故仅知他的祖父万史公约两百多年前迁居到台湾时,是在苗栗海岸登陆,而定居于关西。历时一百多年,再迁往桃园新屋乡之埔顶。 万史公两百年前是由广东梅县迁往台湾的。 我和父亲是客家人。父亲与籍贯台南县的母亲结婚。母亲的祖籍却是福建泉州人,详情待考。 我在台北出生。五岁时住过宜兰约两年。宜兰市乡土民情特别淳朴,我童年的田园印象镜头几乎全来自此地。 后迁回台北读小学。初二下,即十三岁时迁往高雄念完初中及高中。 大学考上的医学院在台中,求学及实习过程中,一直从事音乐工作。一九八零年大学毕业后一直住台北--一直到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三日移民往美国纽约。 移民就当然是大件事了——“革命事业一切从头做起”,将人生的观念、价值与做事的目标与态度,做了一个极大的修政——接受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为时未晚。据说客家人其实是血统极纯的中原人,于五胡乱华时集体南迁居住,梅县是其中重要聚会点。 上次在柴湾坟场看那许多墓碑上的记载:江西的、广东的、河南的、黑龙江、海南岛。整个故事是个老阿灿、阿灿的子孙的故事。 三十年够不够呢? 使我的记忆回到最小最小的时候,刚刚开始能将这个世界的镜头转成照片,收入那个灵魂的资料室内时。 有张照片是暗淡的,是模糊中圣诞卡上黏上去的金银的亮片:闪闪。闪闪。闪闪。耶稣基督诞生了。好遥远遥远。他是谁?和我有什么关系?不如那些碎的亮片反射出来的光那么清楚。闪闪。闪闪。闪闪。有张照片是罗莉斯。她比我小两岁。这只狗后来活到十八岁才死去。她是我童年时的狗,不可取代的家庭的一分子。 卡其布的制服。我上学了。第一天是在教室里面从头哭到尾,因为妈妈不见了。我想我大概是真的哭得很伤心,因为他们后来好像不敢再让我进去受罪。不过后来我也慢慢习惯了,因为我开始揍那个坐在我后面的流鼻涕的家伙。 卡其布的制服叠在衣框下方的抽屉内。和另一套换洗轮流穿。 全家福的照片,挂在墙上。这张是真的。拍照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这是件大事,所以大家都比较严肃,没有笑,但是都看看镜头。爸爸、妈妈、哥哥、姐姐。 有对蜻蜓的翅膀在字典里。翅膀的主人早已不在。留下了他的希望,他的翅膀,在那本学生的字典内。妈妈叫我吃饭的声音。这张照片最真实。她身躯娇小,但她的脸后来变成比电影银幕还大,模糊。模糊到我忘了,她是我年幼的阳光。 志气 小时候在学校写作文《我的志愿》。 这个题目在学校里反反复复大概也写了有几百次了。立志做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起先我想玩音乐。 后来因为家里是医院,全是干医的,而且,父亲对我说:“如果你干医生,你还可以一方面搅音乐;但如果你干音乐这一行,是不可能一边做医生的。” 这话也对:其实医学这一行我是有兴趣的。 人的身体是你的行业的“营业对象”,这还不有趣吗?如果不是人的身体的话,人的心理或是精神状态如何?心理医师或精神科医师——这不是更有趣吗? 后来两条路一起走,走了几年,高下终于分出来了。不但和你的能力有关,可能和你的个性与习惯都很有关系。你做的最好的,往往是和你的个性有关系的。 我是习惯晚睡的人,朋友说我的眼睛要在夜晚十一点半以后才会发光的。于是发现两个行业做事的方法以及纪律差别愈来愈大——后来“不务正业”的那个行业:音乐,终于赢了。其实人的性向是要蛮久的发育生长才能逐渐越来越清楚的。难怪《我的志愿》作文内的行业,我很少有写一样的:科学家、慈善家、消防员、老师、作家、军人、歌星、医生、探险家等,都写过。 就是现在的作曲家没写过。 想想,大概自己实在并非是个有志气的人。 父亲念的医学书,全是日文。小时候看着书架上那些拼起来比人还高的林林总总的医学书籍,头被吓大——都是切割过的人体:手、脚、眼睛、心脏、头骨。日本占据台湾达五十年之久。父亲出世时,日本人已殖民了二十多年了。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便将台湾割给日本,二次大战赢了才收回。 我念的医学书,全是英文!偶尔杂点词释的中文。医学是非常麻烦的,光是二年级的实体解剖的过程,已是个很大的考验了。 尸体放在金属的巨箱内,表面浸满福尔马林防腐。福尔马林的味道非常呛鼻,四、五个钟头聚精会神的操刀在尸体上切切割割,加上那个味道,你还真得挺得住。 当然是从体表往内割。先从手臂切开皮肤,向下找到最浅的几条头静脉、贵要静脉等。别以为好找,人死了血液不流,皮外根本看不出活人那些血脉。好不容易找到了——小心翼翼的延着它向内侧探索。天天往内:翻切开每条肌肉、找到动脉、神经、韧带、骨头。向内,再到胸腹:胸骨、纵隔膜、肺、心膜、胃肠…… 一具尸体要整整搞三、四个月。解剖完祭拜后,以沸水煮烂附着的肉及软组织——骨头尚可用来继续教学。从父亲的日文到我的英文,医学教育一直就是这样。人死了将自己的身体捐出,宏扬医学。我们尊敬这个教育。 入世 因为我的所学,使我有了一个介于家庭学校和社会之间的环境——医院。 医学院要念七年:第六年见习,第七年实习。 七年级的实习医生生涯,是这个人入世的开始。 实习医生的地位,大概是全医院最低的。你在所有人来医院前开始工作:抽血送化验、早晨会议报告入院新病人、点滴打针。搜集如X光、实验室、别科会诊的报告资料。忙完又马上入开刀房帮忙开刀,如果碰到个全胃切除手术的胃癌病人,这一拉钩(开腹)站下去很容易是超过七、八个钟头的。回到病房你得再查下是否你有新病人入院;整理新病案,陪总医师或主治医师探查每个病人记录病情。值班?经常是两、三天就一班。那就是说四、五十个病人从今天下班到明天上午上班前,有任何事情医生都会要找你。所有需要打针的人,所有外伤的换药、或是开完刀排不出尿的病人的倒尿,或是这段期间内所有新入院病人的病案探询及记录。 你绝没有好觉可以睡的。 然后因为你是最小的医生,每个医生都可以用知识来修理你——人命关天,你敢不服? 内外小儿妇产耳鼻喉眼皮肤所有的科你都不太懂,但全都要学。 最后,经过病房时,你听到一个母亲在哄她的啼哭的小孩:“再哭我叫实习医生来给你打针。” 你变成了人类拿来恐吓不乖的小孩的魔鬼了。 她做的那项工作,是没有人能取代的。 没有人。 母亲今年(1989年;编者注)脑内动脉瘤破裂中风的事,对我性格上的改变很大。 原来潜意识里一直有一种依赖感:反正世界上有一个人,不给你怎么和她吵得不愉快,不论你怎么去忽略她的存在,不论她自己有多少心事而你可以不管,不论你跑得再远,离家再久——她会原谅你,而且她对你的关怀永远可以保持那一样的温度。 反正你根本不在乎。事实上,你吃定了她。 即使她那样臭骂你,那也是因为她已经原谅你了——你知道她的双手,是随时要帮助你,或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用她的心来拥抱你的。但她今年在纽约开刀的事完全改变了我的想法。她神智不清,甚至胡言乱语;她大小便都失禁,每夜我和姊姊要替她换好几次尿布;她完全不能走路,要两个人才能扶得动。开完刀在加护病房内,她的脸浮肿瘀血得完全认不出人来,头脸上插了七、八条管子。她完全不省人事。 我领略到:她不是永远会在那儿。这是我的母亲。我欠她的,多到我的理解能力以外。我不对她好,我要对谁好?她现在康复了,神接受了我的祈祷:我们是幸运的。我要她知道我是爱她,而且关心她的——在我们都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只想公平一点。 |
创建时间:2006-6-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