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并不是天堂，我和杨畅的结婚证只是一张假证明而已。我们住在杨畅舅舅家。时间一久，杨畅本性全显露出来了，他是连一只袜子不会洗，连面条也不会煮的男人。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他的舅舅张明是一个８２岁的高龄老人，生活非常俭朴，舍不得花钱请保姆。于是，我成了这个家的保姆了，整天洗衣、烧饭、打扫卫生，很少与外界交往，我的手变得粗糙了，思想也僵化了，成天思念着江伟。可杨畅整天西装革履，皮鞋锃亮，打扮得像一个风度翩翩的绅士，常常在穿衣镜前左照右看，香水往身上喷。每天打扮半天后，才到外面找工作。回家时，不是脸上有口红的痕迹，就是身上贴着金丝长头发。这些迹象表明，他已经有外遇了。我们的矛盾也不断深化。１９９４年２月４日傍晚，杨畅说他有一笔可观的生意业务应酬，他在家里打扮了一阵后，让我将他的后衣领拉直，我趁机在他的后脖子上吻着一个鲜红的口红印。他出走后，我偷偷地跟踪。只见他来到了一家高级宾馆，和一个高挑的金发女郎相拥着走进房间，他甜言蜜语地对那女郎说：“亲爱的，我的妻子病故了，我整整２０年寡居，但我是个大款追求我的女人不少，就连我家的保姆也想入非非。这些小女人不是看中我这个人，而是看中我手中的钱，哈密瓜的女人们太没有意思了，我就把爱情的大门紧紧地关闭。想不到看见你，重新点燃了我爱情的火焰，我愿意把生命交到你的手里。”他抱起金发女郎往床上走。我听到他的一片谎言愤怒极了，就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金发女郎微笑着说：“亲爱的老公，有个中国女人跟踪你了。”他低头吻着她说：“我是老总，谁敢跟踪我。”我生气地说：“我是你的床上上司，今天就要教训你！”他放下金发女郎转过头来，斯文地将我介绍给金发女郎说：“她就是我向你多次提起过的中国保姆，名叫周琳。虽然文化不高，可心地非常善良。”那女郎马上握住我的手说：“我非常幸运地认识你，希望我们成为一对好朋友。”杨畅边向我眨眼边说：“周琳，她的父亲是美国的官员，今后我们许多事情要她帮忙呢。”可我不吃他那一套，便对金发女郎说：“杨畅是个道貌岸然的家伙，也不是什么老总，他在美国是个无职人员。我是他的妻子！”金发女郎用怀疑的目光望着我，我又说：“你要是不信，可以看他后脖颈上的口红，那是他出门前我们相吻印上的。”金发女郎看了后，愤怒地举起手重重地扇了他两个耳光说：“高层次的流氓，限你三天内赔偿我青春损失费３万美元。你让肮脏的灵魂回归到你妻子那里去吧，让她给你洗净。”女郎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杨畅满不在乎地对我说：“这是在美国，提倡性解放，你要是觉得寂寞也可以去找情人呀！”我害怕在公共场所吵架就匆匆地回到了住处。　　

　　深夜，杨畅鼻青脸肿地回来了，他跪在我的眼前忏悔，并说：“周琳，我也是为了开创在美国的新局面，让我们能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才利用色情呀！这比拿金钱拉关系实惠。我想依靠她父亲的官职，你怎么这样自私狭隘呢，舍不得让我与别的女人搞关系。现在她要我赔偿她的青春损失费３万美元，否则她会让黑社会的人除了我的命。这种事我也不能求舅舅，害怕影响继承遗产。周琳，宽恕我吧！请你将从家里带来的款予先填上，到时候我加倍地还给你。”我没有理睬他，转过身面朝墙壁无声地哭泣。这时，他呜呜地哭了一阵后又说：“周琳，我舅舅这个老东西，要继承他的遗产……”突然，房门被拐杖用力地敲开了，舅舅张明老人瞪眼睛吹胡子怒喊：“你们这对狗男女想暗杀我，你们立即给我滚开！三分钟之内不滚开，我就要报警了。”就这样，我们被张明老人从家里驱逐出来。我被这场令人心伤的“婚姻”折磨得心力交瘁，痛苦不堪。可是身处异国他乡的我，为了杨畅的生命，我还是拿出３万美元，赔偿了金发女郎的青春损失费。由于坐吃山空，不久我的积蓄全部花光了。这一下，我们慌了手脚，赶快出门找工作。由于我好几年没有上班了，对自己的专业也有所淡忘，再加上年龄大，已经４７岁的人了，往往被拒之门外。我只好到中国餐馆里干杂工，每天拖地板、洗碗。严酷的现实生活确实让我“劳改”了一番。杨畅虽然在公司里上班，但他的脾气变得暴躁了。每天回家，我还要受到他的指使，稍有不从他就摔门而走，甚至几个月不理睬我，像陌生人似的住在一起。这使我时时刻刻在思念起前夫江伟。一个从中国探亲刚回来的华人告诉我，说他的一位老战友为江伟介绍了一位硕士学位的女医生。那位女医生了解到江伟的情况后很受感动，答应见见面。可我的小儿子得知他要找一个阿姨时，死活不同意哭着恳求他说：“爸爸，你是不是不要妈妈了，我也不要后妈。”他紧紧地抱住小儿子泪如雨下。从此，江伟谢绝了许多好心介绍者和追求者，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和照顾儿子上。因他工作出色被部队记二等功一次，但他的头发白了许多，脸上写满了沧桑。每天夜晚，我在美国默默地祈祷他和儿子们生活幸福，但我心里也泛起了总有一天我还会回到他身边的希冀。　　

　　１９９５年８月１４日，在外找工作的我走在ｒｉｃｅ ａｖｅｎｕｅ一个黑暗的拐角处，两个黑人拦住了我。他们把我逼到墙角，在我身上一阵乱搜，却只搜出几美元。其中一个黑人对另一个大块头黑人递了一下眼色，大块头黑人挥起拳头对着我砸了过来，我顿时失去了知觉。当我醒来时，我发现被蒙上了双眼，手脚也被固定在床上，有人在为我抽血。我心里一阵惊怕：他们该不会拿我做人体试验吧。我大声地用英语问他们：“你们想干什么？”他们告诉我：“我们只想要你一个肾。”我就哭喊起来：“我的肾是丈夫移植给我的，你们取走了，我就马上会死去！”他们忙乱了一阵后说：“你的血液与东亚病人不吻合。这样吧，我们不要你的性命，就要你的一条腿，卖给某个私立医院做人体试验吧！让你为医学事业做贡献，我们也做了一件大好事。”说完，他们得意地笑了起来。我想喊救命，可是没有喊出声，我知道喊也没用，没人会听见，也没人来救我。此时此刻，我只能配合，否则我会连命也丢掉。在他们为我做完锯腿手术的三天后，他们为我注射了一种药使我昏睡过去。当我再次清醒过来时，我已躺在医院的床上。大夫告诉我，几个美国人在ｓｕｐｅｙ ｆｙｅｓｈ ｓｕｐｅｙｍａｙ－ｋｅｔ外面发现了我，并把我送进医院。大夫要我提供美国的亲人或朋友的名字，我就告诉了杨畅的地址。当杨畅出现在我病房时，我的心寒了。杨畅面对昂贵的医疗费，给他的舅舅打电话说：“周琳的右腿被黑人劫去了，她在昏迷中只喊叫她的前夫名字，心目中根本没有我的存在，我对她已经死心了。她的死活我不管了！”从此他就消失得无踪无影。善良的张明老人得知后，迅速把我送到医院。我的性命保住了，出院后，张明老人又把我接回家，还专门请了一位在美国留学的北京女孩王楠来照顾我。当王楠听完我的诉说后，深感震惊，她说她曾经听说过黑人劫财又劫肾，想不到这事真发生在我的身上。她义愤填膺，提出要找中国留学生联谊会向美国政府讨一个公道。我制止了她，我已经是心力交瘁，我不想再成为传媒关注的热点，我现在惟一的愿望就是康复后尽快回国。王楠见我如此，也就不再坚持。那时的我望着空空的裤腿，冰冷的双拐，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禁不住扪心自问：“前夫和儿子能原谅我吗？”王楠不断地鼓励我说：“你的前夫和儿子毕竟是你世上的亲人，中国是我们的家。”“家”这个字眼像一把重锤击在我的心坎上。张明老人和王楠都极力劝导我回家与前夫复婚。　　

　　张明老人和王楠他们写信给我前夫，信中讲述了我的现状和悔恨之情。不久，宽容大量的前夫江伟把我接回了家，面对着他和儿子我悔泪如雨下。当我和江伟要复婚的消息传出去后，有人说他疯了，也有人讥笑他是懦夫。可他却说：”困难之中见真情，尽管周琳有错，但这个错的枷锁不能让她背一辈子。再说，一个人刻骨铭心的爱一生只有一次，有时可遇而不可求，我对她的爱没有改变，相信这刻骨铭心的经历也会使我们的爱更加刻骨铭心。”他常常用一种柔和的目光看着我，我在他的柔情包围中，心情渐渐开朗了。　　

　　我的灵魂重新回归到了江伟的身上，我投进了他温暖的怀抱，两个永不分离的肾脏紧紧地连在一起。　　

　　我听完周琳的录音带已是凌晨三点钟了，在她叙述到伤心处的时候，录音里传出了她一阵阵的哭泣声，有些地方重复句比较多，为了文章的流畅，我在不失去真实性的情况下，在文字上作了一些改动。　　

　　我能倾听周琳他们讲叙自己鲜为人知的隐秘，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和有意思的事情。我和周琳真正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我们常常通电话。昨天，她在电话里高兴地喊：“文华，我丈夫背我到医院接上了假肢。”我说：“祝你快乐！希望我是一个能让你暂时感到快乐的朋友。”我们俩都在电话里笑了起来。　　

　　无法让他看透我的心　　

　　寂寞漫延在天与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