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姆斯电报于１８７０年７月１３日送到俾斯麦手中，库尔曼于１８７４年７月１３日开枪打伤他；柏林会议于１８７８年６月１３日召开，同年７月１３日，俾斯麦在柏林条约上签字。因此他害怕“１３”这个数字，如同害怕星期五。因为这个数字两次外现为凶，却最终使他化吉。现在这个会议以“１３”起，“１３”终，是否外现为吉，最终使他得凶。　　

　　这次会议，他是欧洲的主席。当列强的大使们进来时，他从马蹄式的大桌子中间起身欢迎他们。这是他一生功业的最有异彩的一笔，因为几十年来，欧洲未曾有过这样的大会议了。从外观来看，俾斯麦的大白胡子使他有一种族长或教长的风范。但是诸多因素——他的病体，当了主席要说外国话，这次会议的可疑性质——使他心里不安，所以他有点畏惧，开会时有些忧虑。　　

　　在这张马蹄式桌子周围坐下的共有二十位有名的政治家，代表欧洲七国。坐在俾斯麦右边的是君主制国家的使臣。霍恩维茨军长的面貌瘦狭，与大鼻子大耳朵有点不相称，嘴巴富于感觉，胡子粗短，看起来有些野蛮。下一位应是安德拉西伯爵，反应灵敏而决定慢。在安德拉西旁边的就是卡罗来伊，奥国驻柏林的常驻的大使。曾在普鲁士与奥国开仗时回国，但几星期后又回来了。奥地利、匈牙利的第三个代表是海默尔男爵，维也纳人，与之相关的一切，从鼻子到他手上拿的铅笔，无一不是尖的。　　

　　坐在俾斯麦左边的是沃丁顿，他名字是美国的，却是法国的代表。其面貌颇为可爱，随便而有兴致。他其实是一个考古家，不算是专职的外交家。坐在他身旁的是圣瓦利尔，一个无定性的人，为法国派驻柏林的大使，是该国合格的代表。第三个是法国大使德普勒，看似知识界人士，实则一半是宫内侍从大臣，一半是教士。　　

　　远东居然也来掺和？那个面目狡诈的小个子是日本人吗？不是的。他是科蒂伯爵，代表意大利，比他的邻居聪明得多。这个邻居就是罗尼伯爵。与他毗邻而坐的是一个蓝眼睛的德意志人，为雇佣兵，此刻头戴一顶有穗的红缨帽。接下来的是一个代表土耳其的条顿种人，被人称为阿利总督，现为一个大军长。但他少年时代住在马格德堡时并不叫阿利。他曾在一条船上当过侍者，后来逃跑了。据说当了土耳其宰相阿利的嬖幸，从此青云直上。但会议结束后两个月，他被阿尔巴尼亚人刺死，从此结束了他的冒险生涯，还有一位土耳其代表叫卡提多利，也是一位大官，鼻子颇长，双唇紧闭，脸色铁青，沉默寡言。他生于近东，为希腊的名门之后。　　

　　坐在维也纳男爵右边的是罗素贵族，英国派驻柏林大使。他机灵和蔼，行动敏捷但衣冠不整。位于罗素身边的是索尔兹巴利贵族，他额头开阔，胡子花白，是研究东方问题的专家。第三个是英国代表，大概是整个议会中的焦点人物了，只要我们一看到他，就会对那位贵族失去兴趣。他的相貌丝毫显示不出他是英国人的后裔。狄斯累利青年时代还在未封比康菲尔德伯爵之前，仅以小说家出名。他曾是一个英俊的犹太少年，现在却一半像魔鬼，一半像音乐家。他鼻子颇长，下唇低垂，胡子上翘，卷发霭额，颇似伦勃朗画中的一位文学家。他老态龙钟，拄着拐杖缓缓入座，我们很难看出他曾得过维多利亚女王的欢心。　　

　　与之齐名的戈尔查科夫，如今已八十高龄，瘦骨嶙峋。不像老皇帝威廉那般健壮，腰板笔直，如同一位少年军官。如果细看，会发现他的脸不像身体那般干瘦，嘴唇富有生气，脸上皮肤依然柔软，惟有鼻子是尖的。他饱受脚气病的折磨，活动困难，被人抬到座上。他身上有一半是日耳曼血统，这使人们看到他时便想起一幅有名的怪人像：寻欢作乐者与阴谋家的混合体，其中前者成份大于后者。其实他两全其“美”。这次与会的机会，是他从君主那里求来的。俄罗斯代表团的决定权，不在他，而在驻柏林俄国大使杜毕列尔手上。但指导俄国事务的人，既非戈尔查科夫，亦非杜毕列尔，而是舒瓦罗夫伯爵。作为这次会议发起人的他，宛若一名法兰西大将，人极聪明，有武侠之风，是一名出类拔萃的外交好手。　　

　　会议伊始，代表们便开始辩论。主席俾斯麦虽然在德国本土，却用法语致开会辞。狄斯累利用带着牛津土腔的英语回答，座中没有几人能听懂。戈尔查科夫用法语回答，虽然俾斯麦希望他用俄语回答。但他不是回答，而是长篇累牍地演讲。会长心生厌烦，用笔在纸上写：出风头，出风头……戈尔查科夫说完，会便散了。会长走进隔壁房间吃东西时说：“开了二十次会，波尔哈特没有一次收获不大。”　　

　　在会议开始之前，俾斯麦就很恼火。因为当他回访多国代表时，他们竟用“乡下礼节”接待他，令他大失面子。后来他说俏皮话嘲笑他们，同他们开玩笑，并在后来的几次会议中试行他的法则。当索尔兹巴利提出一个议案时，俾斯麦大声鼓励：“再来一个！”读过希腊公告后，他不管那些反对话，尽量用神经不耐烦的方法压制众人，让人忍受他法权的厉害。他法语虽然说得很流利，但同说德语一样，如流水般时缓时疾。“我很少在早上六点前睡觉，往往到了八点才睡，睡一两个小时就醒来。午前我不见客。你就可以想像到开会前我的心境如何了。每次开会前我总喝三四杯浓葡萄酒使血脉畅通。若不喝酒，我不能办什么事。”虽说如此，所有的报告都称赞他无愧于主席一职，其干预与指导也极具效力。　　

　　他初时信任的会员，只有安德拉西与罗素两人。他曾尝试打罗素的“藏而不露的毛病，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如他所表现的那样完美无理，罗素是一个精通多门语言的人。”俾斯麦很想把索尔兹巴利交给一个德军操练官，使他能站得像样些。他把阿其密·阿力看成一个逃兵，用冷漠无礼的态度待他。对于他的仇敌戈尔查科夫，他极尽讽刺之词。一次这个老头子探望他，俾斯麦想扶他站起，他的狗以为此乃攻击的记号飞跃上前。俾斯麦大声喝住狗，戈尔查科夫以为是俾斯麦要报复他，忙跨上马车逃走。到了晚上，俾斯麦对人说起此事时，外加一个爱狗的政客的旁注：泰拉斯尚未受过正规训练，还不知道应该咬谁。如果它知道，应该咬那个土耳其人的。　　

　　这个会议里头的三个有名的冒险家——轮船上的侍者、小说家、俾斯麦——互相反对多不相同。第一天晚上，俾斯麦说道：“我很想知道康菲尔是否主战。”天晓得！大家普遍以为英国宰相握着天平。他心存犹豫，替他画像的魏尔纳不懂英文：狄斯累利经过他几番说明不识英文后，才肯放心。这个老头子好诙谐，却能享受柏林人的俏皮话滋味，这个柏林人却牺牲狄斯累利本人、名字及犹太种族而说俏皮话。其中有一段笑话就是：当一个军官巡哨到狄斯累利的门口时，问把门的哨兵替谁守门，哨兵答道；“我替康菲尔守门。”　　

　　假使俾斯麦憎恶犹太人，无论狄斯累利什么动作都会与他气味不相投，尤其是这个英国人的辞令趋势。但是自从他们谈过几次后，俾斯麦喜欢他甚于别人。几天后他说：“他同我谈过几个晚上。他身体不太好，等到我没有其他客人时才肯来。我就是这样跟他亲密起来的。虽然他写了几种富于幻想的小说，但与他共事却是容易的。在一刻钟之内，我就知道他到底要什么。他打定主意何去何从，稍为讨论后我们就能够解决啦。”俾斯麦与狄斯累利的交情保持终生。这次会议之后，狄斯累利却在他所著的小说《康迪米恩》里批评俾斯麦——即小说里的菲尔罗尔伯爵，这是在莫特利写俾斯麦的小说四十年后的事。　　

　　俾斯麦好像只同巴里施罗德谈公事。第一天晚上他对巴里施罗德说：“主张和平者百分之六十六，主战者百分之三十四，大致比例为七比三。”巴里施罗德摆了一次盛大宴席，席间有音乐助兴；太子也在船上设宴。突来一阵狂风，几乎把代表们全部淹死，随后他们前往莫愁宫。据赫因罗厄的报告说：饭前代表们看见许多洗手盆，只有一个陶器不是作洗手之用，它引起了全欧洲的关注。　　

　　柏林会议所讨论的几个问题已成陈迹，详细节目毫无意味，关键是近东三国争雄之事，即保加利亚问题。英俄两国竞争已达白热化阶段。当俄罗斯不肯让步，狄斯累利吩咐备车准备离开时，俾斯麦事先从舒瓦罗夫口中了解俄罗斯的弱点，忙劝英国代表小让步，俄国代表大让步。他就是用这种方法以牺牲与俄斩断交情为代价来维持和平，因为从此以后，人们会说“俾斯麦使俄罗斯受屈辱。”　　

　　当日正式讨论问题中有保护基督教徒反对异教徒的事，这是假的。除此之外，整个过程其实是强国下棋，拿小国当卒子。也有讨论势力范围的边界划定，但关于这个问题，英俄两国大臣所知道的知识，并不见得比德意志的调停人多。比如把某处归入新的保加利亚的版图，后来才揭露出来。这一片地方伸出巴尔干山脚之外很远。英国让步太大，想收回失地。赫因罗厄写道：“我们考查许久之后才知道，我们能从俄国人手中取一块小地，是一条山脊，……我们却无人知道这条山脊是否为合理的边界。……许多地图是不准的，而且是相互矛盾的。”四个星期后，条约签字生效，于是连巴尔干人的一块坟地的安全，也无担保。……保加利亚成立，塞尔维亚，罗马尼亚，蒙特尼格罗“独立”，希腊幅员比从前宽广，多瑙变作中立，归一个欧洲委员团管。但海峡还是封闭的。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仍是土耳其的，奥地利驻兵其上并进行管理。此事虽在一年之前已为俄奥两帝布置妥善，谁知却植下了数十年后的祸根。按照种族的诸多考虑，甚至按照居民的愿望，连一件事都没有办到，却把塞尔维亚人分开，安置到四个国家去，把保加利亚人分别安置到三个国家，名义上回转的边界推回去了，但土耳其人仍然在欧洲，用一张薄簿的皮纸，掩盖了这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中，德意志没有得着丝毫直接的好处，相反还失去了不少间接的利益。德意志与俄国的事情因此受了严重的动摇，与英国也没有拉上关系，但是俾斯麦却从失败中找到了理由：“在开会之前，我们在大部分问题上与俄国皇帝达成了共识，我赞成满足俄国人的全部要求，可是俄国皇帝却用舒瓦罗夫代替戈尔查科夫……戈尔查科夫必定是得了这个消息，因为他在会议中为俄罗斯努力得越来越少。所以我对舒瓦罗夫说，我不能表现得比俄国自己还要积极。”后来，戈尔查科夫向沙皇报告说：“我们得到的少得可怜，我们如何感谢俾斯麦呢？”据说沙皇听后说：“既然这样，你还继续当你的宰相吧。”　　

　　沙皇必定认为在这次会议中上了自称为“童叟无欺的经纪人”的俾斯麦的当，他称这次会议是“俾斯麦联合欧洲对付俄罗斯”。他还说舒瓦罗夫上了俾斯麦的当。　　

　　柏林会议引起了巴尔干的骚动，以及各强国间的不和与争端，这潜在的问题不久就暴露无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