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得知这些消息后大发雷霆，事后他自己回忆说，他忍不住对这个俄国人说了实话：“你不该踩着朋友的肩膀向上爬，也不该让朋友为你牺牲名誉……即使你想在巴黎出名，也不应该为此挑拨我们两国之间的交情！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可以作主在柏林铸若干枚五法朗的钱币，钱上印‘戈尔查科夫是法兰西的保护神’，不然的话，我们还可以在驻巴黎的德国使馆里建一座舞台，在灯火辉煌之下，把你介绍给法兰西人，同样带着那几个字，把你扮成一个保护法兰西的天使，穿上白衣服，再插上一对翅膀。”据说戈尔查科夫被他这一顿挖苦弄得很尴尬地下不了台，但这一次的经历给俾斯麦也的确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心里震动很大，这种影响不久就有了反映。　　

　　俄国皇帝很急于见俾斯麦，所以事先未预约就来了。谈话一开始他就说道：“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绝对不相信德国好战的传言。”俾斯麦还告诉我们说，有一次俄国皇帝在谈到他的宰相时说：“让他去享受他那老糊涂的虚荣吧！”但在表面上俾斯麦却好像输给了戈尔查科夫，更何况他并无不良政治企图，所以他尤其不能忘记这一次的事情，但他暂且忍耐着，不再理会他的言论。到晚年的时候，他还记着五十年前在学校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想起来他还寝食不安，可想而知在他此时权力最鼎盛时期受到这样的羞辱他是如何地反应激烈，他决定要反击。　　

　　不到一年，他就要面对在俄国与奥地利之间选择的难题，当危机过后，在１８７５年夏天俄国与奥地利两国之间的龃龉发展得厉害起来，这表现在巴尔干与土耳其的斗争中，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就要依靠俾斯麦的魄力了，在关系缓和之后，他立即组织了三国同盟，这样可以牵制巴尔干，他曾私下对人说道：“我不想再干预此事，过多干预可能导致一场欧洲战争，假如我厚此薄彼，法兰西会乘机拉拢那一方。我现在牵制住这两大国，使他们分开，我有两个目的。第一是使他们不互相残杀，第二是为了保全我们自己的利益。”他在帝国议会里也发表过这个观点，不过说得更堂皇些：“我反对德国干预这些事，只要我们看不出有什么迹象表明这些事与我们的切身利益相关，不值得我们冒险，不值得我们损失一兵一枪的代价，那我们就不必去干预，请各位原谅我的坦白。”　　

　　与此同时，俾斯麦也深知这三国联盟是十分不牢固的，他也不清楚这样会使另外两大国并立的局面究竟可以维持多久。惟一可以维系三国关系的，就是三国的皇帝一致反对共和党民主主义，为此，他们宁可抛弃成见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共和与民主，所以在１８７０年后几年间，俾斯麦轻而易举地促成了三国间的联盟关系，而在１９世纪５０年代时他曾打破过这样的联盟。但在俄国与奥国皇帝的心中，保全他们的统治高于一切，甚至使他们暂时忘却忌恨征服者。但是这一次，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敌人促使他们共同联合结成如前代一样神圣牢不可破的同盟。　　

　　在这场引人注目的如同一夫两妾式的斗争中，德国好比一位年轻的丈夫，两个年纪大的夫人互相争宠，两个女人都争强好胜，丈夫处理起来就难以把握尺寸。“如果俄国与奥国打起来，而我们保持中立，那失败的一方就会怀恨在心。”这是俾斯麦对赫因罗厄所说的话，“如果奥国被彻底击败，那时我们毫无益处。我们当然可以夺得奥地利，但是我们如何对付斯拉夫人与匈牙利人呢？况且，舆论上的压力也不允许我们攻击奥地利，如果奥地利灭亡了，俄罗斯就会成为我们的心腹大患，如果我们有了奥地利，就能够牵制住俄罗斯。”俾斯麦的见解不久就验证了。　　

　　１８７６年春天，俾斯麦的代表告诉戈尔查科夫说，他上年在柏林的行为已经对两国间的交往产生了不良影响，使两国失却了相互信任的关系，而戈尔查科夫却大放厥词、甚至假惺惺地说，如果仍有人说俾斯麦是他的徒弟，那无异于是说拉斐尔是佩鲁吉诺的徒弟。他使出两面派手法，一面口里说着甜言密语，另一方面却酝酿着更为恶毒的诡计，同时在外交界大肆攻击俾斯麦。当他得知他的对头俾斯麦处于两难境地时，他忽然想出一计。１８７６年秋天，他从利瓦迪亚托德国使馆的武官捎信带回柏林，他在信中问道：“如果俄国与奥国发生战争，德国会采取中立吗？”戈尔查科夫这个人很有技巧，他如果不是想到了这样发问可能带来的效果，他是不会这么突兀地问这个问题的。俾斯麦是在瓦森收到这封信的，他很快就想出了对策。他用异乎寻常的加重语气对外交部说：“德国不知道戈尔查科夫为什么要这样问，也不知道他如果得了我们的答复之后会怎样地加以利用……这种问法既不礼貌又不是时机，他的居心显而易见。”他吩咐外交部就拿他的话去回答那个没有分寸的问话人。然后他又很生气地说道：“这简直就是强迫我们在一张空白支票上签字，然后由俄国填上数目去取钱，用来对付奥国与英国。”　　

　　俾斯麦用他习惯的方法来对付各种挑战，他清楚戈尔查科夫这样提问的真实意图所在，这个俄国人是要问是否又要瓜分奥地利，假如俾斯麦说不行，这是因为他以全部的斯拉夫族为一体，这样会把德意志置于一种附属的地位，这样做不如给帝国皇帝也出点难题，因为俾斯麦的政策，就是要分开俄、奥、英三国——这三国在东欧争雄——要让它们互相不和，那么它们个个都需要德国的帮助，为了防止世界大战的发生，要把俄国兵力分散去打巴尔干。所以当俄国再逼他给一个明确的答复的时候，他回答说，如果他的两个朋友非要开战，他虽然会不偏不倚地旁观，但如果一方损失惨重，面临绝境的时候，他会非常惋惜。　　

　　戈尔查科夫现在证明给俄国皇帝说，俾斯麦是俄国人要在土耳其用基督教代替回教的最大障碍。他严重妨碍了俄国的自由。俄国皇帝于是就放弃了攻打弗兰茨·约瑟夫的想法，反而在莱施塔特与奥国皇帝会晤，通过会晤，巴尔干问题达到了暂时的谅解，奥地利为此得到了波斯尼亚，这是他信守中立的条件，于是这场剑拔弩张的风波就过去了。１８７７年春天，俄国出兵土耳其首都——看到英国的兵船在达达尼尔遇到许多麻烦，其实这是其它各国在阻止他们到戈尔顿霍恩，也就只好签订了一个《圣·斯特法诺条约》来平衡各国的利益罢了。　　

　　戈尔查科夫曾对俾斯麦说过：“那些要解决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德国人或俄国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欧洲人的问题。”俾斯麦加了一句批注说：“谁是欧洲？”在十年之前，当英国大使威胁恐吓他时，俾斯麦也曾说过谁是欧洲这句话，一方面点中了问题的要害，另一方面也有幽默味道，“做大臣的人，要向他国提出要求，却不用自己的名义，只见得他们嘴边挂着‘欧洲’二字。”在当时的确有这种情况，而这就是他答复戈尔查科夫的语言。　　

　　俄国首都有一个人有大欧洲的眼光以及人道主义精神，但年老的戈尔查科夫对此却毫无知觉，自从签定了《圣·斯特法诺条约》之后，俄国就开始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大大拓宽了属国保加利亚的疆界。于是奥地利就有被俄罗斯包围的感觉，英吉利也不大放心，一次更为可怕的大战争正在孕育。这时候，俾斯麦的老朋友彼得·舒瓦罗夫伯爵立即去找俾斯麦，请他从中调解。俾斯麦正在害腰带癣与头痛，此时他在夫里特利士鲁，躺在床上。晚上痛得厉害，连胡子也不敢刮。但他还是接见了这个俄国朋友——一开始却不答应他的请求。　　

　　这一次和未割取阿尔萨斯与洛林两省之前一样，他最初的政治本能是对的。几个月前就有过半公开的提议，请德国出面调停，但他决定不参与调停，他说：“如果不是对俄国采取压制态度，别的任何一国出来调停我们都难以信任，但是一旦使出这样的压力，只能使俄罗斯更难以让步……我们的边界与俄国毗连很长，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比整个土耳其要紧密得多，我们坚决不能担任这个调停的任务，以免无谓损害两国间的关系。”有人说他晚年以为这次调停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这是没有凭证的，而且不是事实，我们只知道最初他不肯出面调停，但在舒瓦罗夫的不停劝说与要求下，加上第二天俄国皇帝来了一封书信（自然是舒瓦罗夫劝说皇帝写的），皇帝亲自求俾斯麦调停，他还说这是俾斯麦舍己为人的最好证明，俾斯麦还能怎么办呢！不久前他曾经写信给德意志驻俄国首都的大使，信中说：“一位君主……如亚历山大与我们这样亲近的一位皇帝，我们一定要经常听取他的意见，就像听取熟悉的客人的意见一样。”　　

　　而且刚刚有人要刺杀威廉皇帝。这样就能通过反对社会党的法律，俾斯麦的地位因此更加坚固。也许他为怨恨戈尔查科夫所影响，如果召开议会，俾斯麦很可能会做主席，而戈尔查科夫肯定不如他。所以这次同在凡尔赛一样，开始他说“不行”，最后说“行”。这与他的一贯性格恰恰相反，他拿定主意以后，二十五分钟之内就把柏林的章程口授给他儿子记录下来。　　

　　俾斯麦对公众说道：“我们要做靠得住的经纪人。”巴里施罗德听了这句话，深思之后摇摇头，他的阅历和经验使他怀疑地答道：“世界上并没有靠得住的经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