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他的对手们叫嚷：“你们不必着急，我们并不往卡诺沙去，肉体不去，精神也不去！”他很可能会为说这两句话而后悔。这两句话不久就飞离德国，飞过阿尔卑斯山。一个教会的王公把德意志政府比作一个涉河的人，不知河的深浅就跳下河去，一往前走，就遇上了他未曾料到的深渊。还有一个人说俾斯麦是个杀大蛇的人。温德赫斯特回忆从前刚开始信奉基督教的人的事情：普鲁士的主教们宣布他们自己反对“一个异教国的宗旨”，教皇禁止德国天主教徒服从新的法律。俾斯麦站在演讲台上，极其激动地发表演说：　　

　　“我们和耶稣教的朝代反对天主教教会不相干：我们并不和信奉与不信奉的奋斗相干。现在最急迫的事情是争权，这种争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这就是君主制与教士制争权。这种争权远在救世主出世之前就存在了，因为这样的争权在奥修斯、阿伽门农曾要与事先定好的人宣战——这一战在他失去了女儿———以阻止希腊开始推行自己的政策时，就已经存在了。全部德意志历史都充满了这样的权力之争……这样的权力之争在中古时代得到了解决。那时候，英明的斯瓦比亚帝胄的最后一个代表，在断头台上死于一个法兰西胜利者的刀斧之下。现在，这个法兰西人与当时的教皇结成了同盟。我们已经走近了与此相似的竞争，当然，我们要考虑到这时的习惯已经发生了改变。假使法兰西征服之战成功（开战时，正是教皇颁布命令之时），谁能说清在德国境内我们的教区历史要记载些什么，以及上帝假借法国人之手所做的事情呢？”　　

　　俾斯麦向来是不多说话的，这次却大声疾呼，对听众喊叫了五次“争权”，他用了一个很好的对比，使人误会历史的地位，以清晰地揭示他的真正动机里并不存在教会问题。为什么要谈论一种“教仪之争”呢？　　

　　俾斯麦最早的对手，又是最后的同盟菲尔绍，由于极其不同的动机也卫护这个竞争——“教仪之争”，这四个字是菲尔绍介绍的，他是从拉萨尔借来的。菲尔绍说：“在自由研究的精神中，耶稣教的发展趋势是朝四面八方为人类开拓更宽阔的空间，逼着你们奋勇向前做独立的事业。你们尽你们的力量推动你们的主教们走向更大的自由，推动你们的官吏走向更独立的行为，那时，无论什么事，都会与现在不同……你们必须反对这种非德意志的罗马制度……你们如果认为你们有理由可以把宗教信仰区域推广到凡间的事物……我们就完啦。你们将会破坏德国发展的全盘进程。”　　

　　自由与科学么？我们刚才不是听说争权吗？今天，与十年前一样，两个不同的世界，菲尔绍与俾斯麦（把政治改扮成睿智在那里使人发笑地跳）在戴面具跳舞时，两个人暂时讲和，在一起跳舞。这时，那个好斗的马林克洛特，中央党的领袖之一，起身讲话，要把没有灵魂的病理学家哄下去。　　

　　“信奉耶稣的人更为伟大的预见力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们人人自以为是，于是就纷乱到没有任何希望的地步。难道这种预见力就体现在这儿？……我们却不会这样乱糟糟，教会就是传布真理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主题。……当教会形成一个决议时，信天主教的人就要承认这个决定是真的。我们的宗旨在乎法权，你们的宗旨在乎个人的裁决，这就是你我不同的简单区别。所以，经过一千九百年后，我们是统一的，在世界上仍然同从前一样强大，你们却要伤心地看着你们建筑上的砖石一块一块地坍塌下来！”当帝国宰相读到这篇演说时，他会作何感想？难道他不觉得他自己与这个对手的联合更加密切而超过了他同他自己同盟的紧密程度了么？这个信奉天主教的演说家学着俾斯麦的节奏，俾斯麦的派头，大力反对菲尔绍，所用的话语，很像这两个病理学家以前从俾斯麦嘴里听到的话。　　

　　这两位选手各施所能地拼争，他们关于教仪之争的演说成为德意志政治辩论的焦点。不过，温德赫斯特经常打胜仗。俾斯麦无论如何嘲骂他，说他是心怀仇恨的天主教教徒，警告并劝诱中央党反对他们的这个领袖，因为他反对帝国；又嘲笑他说他矮小，说他动弹不得等等，而温德赫斯特静静地反驳道：“我有许多缺点，但我却从不在议院里辩论时发怒。在议院里，我的脉膊每分钟跳六十次，在议院的围墙之外，我的脉博还是每分钟跳动六十次。何况，我的对手因为我矮小的身躯属于中央党，就骂中央党，请问，这是恭维我呢，还是在贬斥我？”　　

　　温德赫斯特说俾斯麦应该把国家权力移交给议院。俾斯麦闻言，伸出颤颤抖抖的手抓住眼前桌子上的玻璃杯，赶紧喝了几口，似乎要把温德赫斯特的话统统喝下去。温德赫斯特依然在往下说：“倘若把宗教从我们的学校里摔出去，谁来担负起教育的责任呢？国家能够胜任这件工作么？国家是否有完成这件工作的条件呢？若是有，请你告诉我有关你新的国家的回答。将来如果不是一个异教的国家，就是一个无神的国家，再不然就是上帝自己在世上。”此时，俾斯麦既不愿意答复，也不能答复，他只是带着个人的不快反驳说：“我出来办事多年，我会证明我维护着普鲁士君主制的宗旨的。”　　

　　第二天，俾斯麦开始了反攻，用很激烈的话骂人：“你话里的油不是疗伤的油，是助长怒气火焰的油。我很少听说议员对于纷争要进行劝说或调解……假如这位议员能够知道我所得自于上帝恩惠的一小部分，我求我所信奉的上帝的保佑，来抗拒我会遭遇的悲惨命运……你如果不承认天主教的领袖地位，你将更容易为国家的安定做出贡献。惟有当纷争与革命在国内占优势时，天主教的许多希望才能够成为事实。”　　

　　温德赫斯特立刻答道：“我不是什么，我也不能做什么，但是你们大家却好像想要我做些什么……我不愿说出关于宰相对我的攻击我本人作何感想，因为我是在这个议会的议长领导之下，而大臣们好像是不受节制的，我无论对着什么都不会退缩。那位先生问我，我是否还对汉诺威王室效忠。我相信我已经按照《圣经》上的话，凭着我的良心，尽了我当人臣的本分。有人说中央党有自己的秘密计划，从而给一个议员安上了嫌疑犯的罪名，企图以此恐吓这个党。这是我们正实行的近乎于压制言论自由的恐怖主义。我要对这位先生说明，要他相信，当运气好的时候，维持君王专制主义是很容易的；但当运气不佳时，还想强迫人民服从，那是办不到的！”　　

　　温德赫斯特的奋斗就是这样地有声有色。后来他揭示这种强权精神与奋斗之所以能推行的主要原因时，是这么说的：“因为这位先生有比较多的军队，有大量的金钱，这二者都多于我，所以他推行他的见解就会比较有成效。……一个人如果有二百万军队作后盾，他就不难推行他的外交政策！”当温德赫斯特还在那儿演说时，俾斯麦走出了议院，温德赫斯特微笑着给他来了一箭，算作为他送行：“遇着这样攻击的时候，武士的习惯是本人要接受挑战的……若是能够在德意志面前同我的对手谈谈，我会很为这种特殊的荣耀而自豪。”这个大卫就是这样很骄傲地，也很巧妙地用俏皮话把石子凶猛地扔向歌利亚的头。　　

　　但他并未命中目标！俾斯麦很快就发觉自己在这个宗教问题上做了错事。他利用好争斗的皮胡之死，与善于处理外交事务的利奥十三世的即位，遮遮掩掩地收回提案，把他提倡奋斗的责任都推到他的下属们身上。迟至１８７３年底，安德拉西写道：“无论什么时候，一提到教皇，俾斯麦就怒目圆睁，从他嘴里蹦出的话像是在咒骂。他说，教皇会危及各国安全的；他说，教皇是一个革命党，是一个无政府党，不管哪一位帝王，要想保全王位，都必须抗拒这个人。”后来他明白过来：罗马是不会被征服的，于是他就怪罪他的礼部大臣法尔克。当俾斯麦与符腾堡使臣米纳特会谈时，他用很精妙的譬喻说：“国家好像一个宪兵，手执利刃，悄悄地捉拿脚步快的教士。”他说，当婚姻法颁布时，他在瓦森。他正式地对萨克森使臣法里森说：　　

　　“他们反对我的计划，与我争斗。我只是同中央党作政治斗争，我激怒了全部天主教徒，这根本不是我的过错。我原来是反对这么做的……但是甘豪增与法尔克两个人以辞职威逼我，所以我不得不让步。现在我后悔我签字之前为什么没有读到这几条法律条文，因为里面有许多话是胡说八道……我请你告诉你的君王，最近这两年在普鲁士发生的事情，不该由我负责。”　　

　　不过，一年前俾斯麦唆使这一半人民反对另一半人民，他说：“威胁我们国家的就是那个不会做错事的教皇！无论什么权力，宗教之外的权利，他都是喜欢拿过去就拿过去——宣布我们的法律无效，抽我们的税捐——一言以蔽之，在普鲁士这个国家里，无论什么人都不如这个外国人有权力！”可是现在他却说出了前面所说的话。　　

　　他希望德累斯顿早已忘记了他所说过的话，但是，他错了。欧洲记得，罗马更记得。别人也不会忘记他二十五年前所说的话：“我希望我能够看见我们这个时代的一船傻瓜，在基督教会这块礁石上碰个粉碎”！当老格拉赫对俾斯麦提起他还是虔敬派时，他冷冷地回答说，他的意思是说耶稣教教会，罗马占卜人不能不微笑。皮胡在临死前不久说他的大仇敌是一个信奉耶稣教的腓力。他留下了这样的预言：“最后有一块大石头滚落到山脚下，把这个巨人碾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