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德意志统一的文件、提议如今被锁在法兰克福联邦议会的铁柜里，由梅特涅保管。虽然这样说，自从解放之战以来，所有的德意志爱国者用以激励自己的烈火，仍在不声不响地燃烧，这些革命的火种隐藏在一些很小的邦中，并不敢四处煽动。到处都有随时扑灭这些火种的蒸气，这些蒸气是“维也纳政府制度的铅制室里释放出来的”。革命的中心第二次从巴黎转移到德意志。欧洲看见在德意志人之中，居然有政治的激情发露，不禁大为诧异。不仅仅是创造自由，而且还要创造德意志的统一，就在这个时候，否则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从贵族阶级或从奴隶制度中争得自由，争得统一，这本来就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王公们、军阀们、全数执掌政权的人们都是反对自由的。说到德意志的统一，却有一个民族的障碍，在新德意志化的普鲁士与有四分之三不是日耳曼的奥地利之间的反对，就是这个大障碍。所以１８４８年的大举动，虽然有许多思想作支撑，虽然有着境内的帮助，然而不久却夭折在诸联邦所制订的《宪法》中，《宪法》中制订了虚假的自由，随着君主派与民主派的争吵，随着大德意志派与小德意志派之间的争吵，民主最终消亡。　　

　　法兰克福国民会议的许多活动，这个会议的德意志民权书，我们的国民议院第一次所定的法律，这个议会体制的许多朦胧与抽象的观念，如今都残余无几，只剩下一幅羊皮纸所写的断简残篇，却令人不知如何执行。这一切一开始就受了那些仇视奥地利与普鲁士的人们的怠工之苦，后来试图推进德意志的统一又毫无结果。受奥地利青睐的古老联邦议院又设立起来，１８５０年夏天，议院发出了开会的正式请帖。　　

　　普鲁士的情况是怎么样呢？腓特烈·威廉四世不肯做世袭的皇帝，很羞怯地埋头于浪漫主义里头。他的德意志领袖的权利，都集中在所谓的联邦会里，就是北德意志的小邦与中等诸邦的靠不住的联合。耶尔福议院受到奥地利与俄罗斯的恐吓后就宣布解散了，不肯派人到法兰克福的联邦议院，这就等于挑战。　　

　　但是奥地利的新执政者施瓦岑堡王爵不肯容忍这种骑墙行为。黑森选侯，因为他觉得他在小邦里所办的事都要受宪法约束，这使他觉得很难堪，于是就介绍维也纳式的政府体制。黑森就因此而发生民情不服的状况。施瓦岑堡王爵借助手段，联邦议院主力担保给他选侯，对他加以保护。经过革命不久，就有这样的挑战，我们能否想像比这更加无礼的办法吗？普鲁士原是联邦的领袖（黑森就是联邦之一），自然会抗议。战争是难以避免的，普鲁士原是自由的保护人！普鲁士在很短的时间里几乎变为全德意志所爱戴的。拉多维茨是一位军长，也是一位在柏林的大臣——他不是恺撒，只是一个人——却敢冒全部的危险。奥地利与巴伐利亚在与普鲁士军队火力范围内，严阵以待。两大劲敌相较量的时候好像已经到了，二者决一雌雄，决定由谁来当德意志的领袖，将古老的日耳曼联邦制扫入垃圾筒里。这是１８５０年１１月间发生的事。　　

　　俾斯麦原是民团一位军官，现在被传归队，与此同时他又被请去尽议员的职责。在他赶往柏林的路上，有一个过去的乡下地方官赶到马车旁同他说话。这个人曾经在解放之战中打过仗，他问俾斯麦：“法兰西军队在哪里？”俾斯麦对他说，这次的仇敌并不是法兰西人，而是奥地利人。这位老军人大失所望。俾斯麦一到柏林，就先去拜访陆军大臣。在拜访中，他才得知普鲁士军队布防太松散了，一旦有战争爆发，柏林势必要投降。所以他就答应在议院未召开议会之前，尽力宣传和平见解，因为过激的演说很可能要煽动起大火，普鲁士必要用缓兵之计。俾斯麦得到陆军大臣的允许，暂缓服役。　　

　　威廉亲王是极为主战的，他很是称赞拉多维茨，因为他在这个当口辞职。有人猜测他甚至将佩刀解下来，摔在国王脚下，嘴里还说着一句粗话：“一个顾体面的人是不会再在陛下手下办事啦。”毛奇是总参谋，也以为普鲁士有四十万人准备打仗。“世界上顶不好的政府，也不愿毁了他的民族。无论怎样，普鲁士将来总是德意志的领袖。……然而，世界上没有比德意志更加可怜的民族啦！”拉多维茨在他辞职之后，临终之前写了一篇名为《１９００年的眼见》的文章，里面有两句话说道：“我看见一个已经复苏的德意志，以普鲁士作领袖。法兰西失去了阿尔萨斯，缩回它的自然疆界，变得再无侵略之心。”这人虽然预知俾斯麦政策的结果，却仍然说俾斯麦是“普鲁士的凶神”。　　

　　俾斯麦为何主和？是他认为普鲁士的兵力不够强大吗？也许他对于这件事如同保守派大臣们一样，之所以迟疑的理由，还是自由党的势力。也许他与大臣们一样，国王也是这样，宁愿与奥地利及反动派一致，也不愿意承受革命观念的统一。至于俾斯麦，他不断地吩咐又不断地取消预备马匹、皮靴以便从军，这就表明他内心也是犹豫不决的。他对他的夫人说，决定七千万人命运的，并非别的，只是阴谋。假使是保存和平的局面，也许他就要尽他的一部分的力。“这个时候打仗，简直是毫无道理的，打仗的结果，还不过是我们的政府向左多走十几里罢了。”　　

　　他忽然成了演说派的一员，这是他期望在下个星期演讲的内容，他说无谓地将几十万人卷入这场战争是一种罪恶。他忘记了自己是在对谁说话（因为在平常的时候，他写信是写得最自然的），他说道：“普鲁士到了这种地步，我们若是要征服，就是为这班人而征服。我们得了民主党的帮助而去征服，民主党就会把伤痕露给国家看，他们是要报酬的。我一想到有什么事要波及到我的傲性、我的欢乐、我的祖国；一想到忠诚的普鲁士人怎样喝了烈酒，为普鲁士的体面而喝醉了，我禁不住就想流泪！”俾斯麦是一位善于写简单明了的信的，从来不会写这样的信给别人，尤其是给不熟悉的人。写信给他的夫人则更未曾有过。原来他是为演说拟草稿！过了几天，时局又危急起来，战争好像是免不了的，他吩咐准备好马匹与器械，用一种听到战争就由衷地高兴的派头，结束了他的信，在他给夫人的信中，第一次自称“你的永远”。有一次他写信给她说道：“不久之前，我原本打算去打仗分分心。”　　

　　“我们若是要征服，就是为这班人而征服。”这就是好夸口的俾斯麦反对战争的理由。这一战要以普鲁士为首领，反对奥地利，达到统一德意志的目的。过了几天，决定议和，这是被俄罗斯所逼迫。其实理由是：（有如俾斯麦晚年所解释的）沙皇喜欢奥地利的少年皇帝超过喜欢普鲁士。新执政的曼陀菲尔来到奥尔米茨，告诉施瓦岑堡说，普鲁士不再称霸啦。普鲁士关闭两年的联邦议院将重新设立，奥地利将在法兰克福充当首领。　　

　　整个普鲁士，这一次可以说全部普鲁士人都为之激动。各地都要求革去曼陀菲尔的职务，要求宣战。我们自然盼望俾斯麦的顾存国家体面的热心受到煽动。他常常是反对奥地利，忠于普鲁士的。现在经过一番倒退之后，他管不住自己痛恨对手的心情，这简直要毁灭了他！俾斯麦是一个善于怀恨的人，他只能与那些被征服的人调解，绝不能与征服者妥协。　　

　　不久他就知道一件琐事，很挫伤他的傲气。奥地利的王爵住在奥尔米茨旅馆的二层楼里，还有一大帮的随同人员，普鲁士的代表却住在楼下，并且只带两个随从，必定会让别人看作下等人。俾斯麦很注意施瓦岑堡的计划，——施瓦岑堡会对他的朋友们供认他的计划，奥地利的目的在于先屈从普鲁士，随后将其毁灭。　　

　　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奋斗家俾斯麦动手啦！为什么动手？他发表了一通普通的演说辞，在议会面前，他保护政府，保护奥尔米茨！这是他当议员时所发表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演说。　　

　　“今日大国为什么要打仗，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利己主义，而不是浪漫主义，这是与小国所不同的。……当大臣的原本可以很容易地鼓吹战争，一面却围坐在家中的火炉旁取暖。一个大臣也可以很容易地在这里大吹大擂，一面却叫手持钢枪的军人在雪地中流血，来决定是否可以打胜仗赢得美名……一个执政者毫无理由的就要宣战，是祸国殃民的行为，战争的理由应当是在战后还能站得住脚的，这样的理由才是有力量的。战争结束后，你们将会以另外的眼光看待发生过的这一切。你们要有胆量面对那些在沉思自己的田产为什么一夜之间化为灰烬的农民，面对那些受了伤残废的人，面对那些儿子已阵亡的父亲们，你对他们说，‘你们虽是极为痛苦，但是要与我们同乐，因为统一的宪法已经得救啦’。”　　

　　他说完这些挖苦的话之后，转向左边说：“人民们要说这下普鲁士是很体面啦，最奇怪地是自由党特别喜欢说。但是你们却不能将普鲁士的陆军变作议院的陆军，３月１９日陆军……已经被认作被征服之列。普鲁士的陆军永远是君主的陆军，以服从君主为天职。我们感谢上帝，普鲁士陆军不必证明他的勇气……普鲁士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洁身自好，不与民主政治作无谓的联盟，我看普鲁士的体面就在于此。”他接着替奥地利说话，他说道：“奥地利是德意志种族的一个强国，幸亏统辖异族，从前却是德意志各邦军队所征服的对象……我认为奥地利是一个古老的德国的代表与继承者，常常很风光地利用德意志的利剑。”　　

　　这是俾斯麦三十五岁时所说的话，最后他说了一句诅咒的话，反对那些仅仅为统一宪法而流血的人们，因为想统一而撇开奥地利的人们——十六年后，他却因为这样的联合而流血。俾斯麦就是这样为普鲁士辩护。然而我们却无法证明这番演说是一种外交手段，将好战与反对奥地利的计划隐藏在背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君主的全部参政大臣们都是反对打仗的，附和奥地利。他们的理由是奥地利的维也纳是反动的巢穴。俾斯麦要同他们并肩前进，只要他需要他们作为自己前进的利器，他就不能不这样做。现在时机到了，只要他用一大篇演说帮助政府与君主，他就会稳获这两方的支持与帮助。这时候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赢得一部分权力。得到权力之后，他就可以行使这种权力，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扶持国家。俾斯麦所有传统的贵族公子的精神和门肯氏所介绍的新思想共同发展的结果使他变作袒护奥尔米茨的人。　　

　　他的算盘打得不错，他这番大演说的效果是替自己闯开了一条当外交官的道路。他在国家蒙受耻辱时，却毅然胆敢袒护这样的耻辱，必定适合于在联邦议院代表这个国家，因为在那里，他还是需要同奥地利合作的。他早已在两年前就订好了计划，那时他说道：“只有将事情变得极糟，那样才有扭转的可能，从现在开始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像克莱斯特和我这样的人，在官场上将会找到我们的位置。”现在时机到了，在他演说后四个星期，政府就派他当安哈特的大使。他写信给夫人说道：“我并没有四处走动，只是听天由命。这份差使是很好的。公爵是个无能之辈，驻使就是公爵。在那里以一个独立的公爵的身份统治诸事是很舒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