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流逝，钱也随之而去。我们是两个人，甚至是四个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七八个人一起生活。因为，尽管泰蕾兹是个罕见的不看重钱财的女人，但她母亲却不像她。她母亲一看由于我的照料，家境有了转机，便把她全家都弄来沾光了。于是，她姐姐呀，儿子呀，女儿呀，孙女呀，全都来了，只有她那嫁给昂热车行老板的大女儿没有来。我为泰蕾兹买的所有东西统统被她母亲转给这群饿狼了。因为我与之相交的不是一个贪婪女子，而且我也没有爱得如醉如痴，所以，我可不想当这个傻瓜。我只想让泰蕾兹不缺吃少穿，生活得像像样样，但不奢华，所以我同意她的劳动所得全部交给她母亲，而且，我也被贴一些。但是，我已遭厄运，妈妈被一帮骗子缠着，泰蕾兹又被她全家拖累着，我为她俩所做的一切，她俩全都享受不到。奇怪的是，勒瓦塞尔太太的最小的女儿，是惟一没有嫁妆的孩子，可却是惟一在赡养父母的女儿，而且，在一直被她的哥哥姐姐们，甚至被侄女、外甥女们打了之后，这个可怜的姑娘现在竟然被他们劫掠，可却像当年挨打挨骂时一样，无力抵御他们的巧取豪夺。只有一个外甥女，名叫艾东·勒迪克的，尽管受到其他人的影响也变坏了，但还是比较和蔼可亲，性格也比较随和。由于我经常见到她俩在一起，所以也用她俩互相间的称谓来称呼她们，叫艾东为“外甥女”，叫泰蕾兹“姨妈”。她俩则称呼我“姨父”。这就是我一直称泰蕾兹为“姨妈”的原因；我的朋友们有时开玩笑，也跟着这么喊。　　

　　大家知道，处于这种情况，我是刻不容缓地要设法摆脱的。我判断黎塞留先生已经忘掉我了，而且我也不再指望宫廷什么了，因此我便进行了一些尝试，想在巴黎推出我的歌剧。但我遇到一些困难，需要时间加以克服，而我的处境又每况愈下。于是我便打算把我的那部小喜剧《纳尔西斯》送到意大利剧院。结果，它被接下了，我还得到一张长期入场券，我真是喜不自胜。但也只不过是仅此而已。我始终未能使我的喜剧得以上演。我老去求一些演员，都跑烦了，所以干脆也不去了。最后，我又回到自己所剩下的最后一条路上来，也是我本应走的惟一的一条路。由于常跑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因此也就疏远了迪潘先生府上了。这两家的夫人虽说是亲戚，但却相处失和，不相往来。两家的客人也互不相通，只有蒂埃利约两家都去。他受人之托，想法把我拉回到迪潘先生家去。当时，弗朗格耶先生正在修博物学和化学，还办了一个陈列室。我想，他是希望进科学院，为此，他想写一本书，并认为我能在这方面帮他一把。迪潘夫人也在构思一本书，差不多也这么希望于我。他俩本想合聘我做类似秘书的工作。正因为如此，蒂埃利约才责怪我老不去迪潘先生家的。我首先要求弗朗格耶先生运用他和热利约特的威望，让我的剧本能在歌剧院排演。他同意了。《风流诗神》先是在剧院仓库，后在大剧院里排演了好多次。彩排的时候，去了很多人，有好几段赢得了热烈的掌声。然而，在雷贝尔指挥得很差的演奏过程中，我自己却觉得这剧本不会通过，甚至觉得不经重大修改是无法演出的。因此，我毅然绝然把剧本收回了，免得被人退回。但是，我从好多迹象中清楚地看出，即使这个剧本再完美，也是通不过的。弗朗格耶倒是答应让我的剧本能够排演，但并没答应说它就一定会被接受。他确实是信守了诺言。我始终觉得，在这件事以及其他许多事情上，我已看出他和迪潘夫人并不想让我在社会上出点名，也许是害怕别人读了他们的书，以为他们是仰仗我的才能写出来的。不过，迪潘夫人一向认为我才疏学浅，只是用我来记录她口授的东西，或者是让我单纯地找些参考资料，所以这种指责，起码对她来说，是有失公允的。　　

　　这最后的一次失利使我彻底地心灰意冷了。我抛弃了一切进取和成名的打算。我不再去想那些不管是真是假的才能了，反正它们也不能使我出人头地，我把时间和精力用来考虑我和泰蕾兹的生存，谁能接济我们，我就讨好谁。因此，我便完全彻底地跟定迪潘夫人和弗朗格耶先生了。这样做并未使我生活很富足，因为我头两年只拿到八九百法郎，只够我维持基本生活的，因为我不得不住在他们附近的公寓房里，那是一个房租很贵的街区，而我还得支付巴黎另一头圣雅克街最高处的一份房租，不管刮风下雨，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去那儿吃晚饭。我很快便习惯了这种生活，甚至对自己的新工作产生了兴趣。我喜欢上化学了。我同弗朗格耶先生去鲁埃尔先生家听过好几次课，于是，我们便对这门我们尚未掌握其基本知识的科学不知天高地厚地开始胡乱研究起来。1947年，我们去都兰过秋天，住在舍农索城堡。该城堡是建在歇尔河上的一座离宫，是亨利二世为戴安娜·德·普瓦提埃修建的，其姓名起首字母组成的图案至今仍然清晰可见。现在，该城堡为包税吏迪潘先生所有。我们在这个美妙的地方玩得很开心；天天是美味佳肴；我都变成大胖子了。我们在那儿写曲作乐。我作了好几首三重唱，十分和谐动听，如果我有机会写补篇的话，我也许会在补篇里再来谈一谈的。我们在那儿演喜剧。我用半个月的时间，写了一部三幕喜剧，名为《轻率签约》，大家可以在我的文稿中见到，它别无所长，只是欢歌笑语不绝于耳。我在那儿还写了一些小玩艺儿，其中有一个诗剧，名为《西尔维的幽径》，是根据歇尔河畔的一条园中小径的名字取的。但这一切都没影响我搞化学以及替迪潘夫人干活儿。　　

　　当我在舍农索发福的时候，我可怜的泰蕾兹在巴黎也“发胖”了。当我回巴黎时，我发现我干的“那事”比我想像的进展得快。鉴于我当时的处境，如果不是同桌的伙伴们给我提供了惟一能使我摆脱困境的办法，那我可麻烦大了。这是必须说的事情中的一件，我不能一笔带过，因为在评论时，要么辩解，要么自责，可我在这儿既不该辩解又无可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