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的两段风流史。除此而外，我在威尼斯的那18个月中，可说的只有一件事，也只是心里想想罢了。卡利约很风流，因为总往别人包下的姑娘家跑觉得厌烦了，便异想天开地也想自己包上一个。由于我俩形影不离，他便向我提出了一个在威尼斯并不鲜见的建议：两人合包一个。我同意了。问题在于要找一个靠得住的。他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了一个12岁左右的小姑娘；她那狠心的母亲正要想法把她卖掉。我俩一起去看了看她。我一见这女孩，心里便很激动。她是个金发姑娘，温顺得像只羔羊：没人会想到她是意大利人。威尼斯生活低廉。我们给了她母亲一点钱，并负责扶养她。她的嗓子很好，为了给她创造一个谋生手段，我们给她买了一架小型羽管键琴，并替她请了一个教歌的老师。这一切只让我俩每月各花两个西昆，可却让我们在其他方面节省了不少。不过，必须等她长大了才行，所以收获之前就未免播下了不少的种子。然而，我们很高兴能在晚上去这个小姑娘那儿，同她天真无邪地聊天玩耍，所以玩得也许比占有她更加痛快，因为，说实在的，最使我们想念女人的倒并不是淫乱，而是呆在她们身边的舒心感觉。我的心不知不觉地便依恋上小安佐蕾塔了，但那是一种慈父般的情感，没有掺杂任何肉欲，所以随着这种情感的逐渐增强，我也就越来越不可能有非份之想了，而且我感到，当这个姑娘达到结婚年龄，我要去碰她的话，会有乱伦的下流感。我看到好心的卡利约的感情也在不知不觉之中往同一方向发展。我们未曾想到自己寻来的这种欢乐虽仍旧温馨甜美，但与我们原先的想法已有天壤之别了，而且我深信，不管这个可怜的孩子会变得多么美丽，我们也绝不会成为她清白的玷污者，而会成为其保护者。随后不久，我的灾祸降临了，没容我把这件善事做到底。在这件事情中，我可以自勉的只不过是我的内心感情而已。现在，再来谈谈我的旅行吧。　　

　　离开蒙泰居先生之后，我第一个打算就是回到日内瓦，等着时来运转，扫清障碍，使我能够与我那可怜的妈妈相聚在一起。但是，我同蒙泰居先生的争吵已经沸沸扬扬，而且他还愚蠢地把这事写信报告了宫廷，这就促使我下定决心亲自到宫廷中把我的所作所为说说清楚，并控诉这个疯子对我干的一切。我从威尼斯就把自己的决定写信报告阿梅洛先生死后代理外交事务的泰伊先生了。信一发出，我便立即动身，取道贝加莫、科莫、多摩多索拉，穿过辛普朗隧道。在锡永，法国代办夏尼翁先生对我非常好；在日内瓦，克洛苏尔先生也对我不错。我在日内瓦又见到了戈弗古尔，我要从他那儿取点钱。我经过尼翁，没去看老父，并不是心里不想去看，而是我因为倒了霉，不想在继母面前丢人现眼，因为我相信她是不会听我解释，断定是我自己做得不对。我父亲的老友、书商迪维亚尔对我的这个做法大加斥责。我向他说明了原因，并且，为了弥补过失而又不想让继母看见，我便雇了一辆马车，同他一起去了尼翁，住在一家小旅店里。迪维亚尔去找我父亲；可怜的父亲一听，心急火燎地赶来看我。我们一起吃了晚饭，心里美滋滋地过了一晚。第二天早晨，我便同迪维亚尔返回日内瓦了。他这次为我做的这件大好事，我始终牢牢地记在心中。　　

　　我如果抄近路的话，不必经过里昂，但我想经过那儿去核实一下蒙泰居先生的一个非常卑鄙的欺骗行为。我曾托人从巴黎寄过一个小箱子，里面只不过装了一件金丝绣花外衣、几副袖套和六双白丝袜。我按照他亲自向我提出的建议，把这只小箱子，或者倒不如说小盒子跟他的行李放在了一起。在他亲笔写的想充作我的薪俸的那份假帐单上，他写明那只他称为大件行李的盒子重11担法国旧时的担，等于法国旧制的100斤。，替我付了一大笔运费。承蒙罗甘先生为我介绍的他的外甥波瓦·德·拉杜尔先生的关照，我在里昂和马赛两处海关的记录簿上查明，那个所谓的大件只不过重45斤，并且也是按这一重量付的运费。我把这个确凿证据附在了蒙泰居先生的假帐单上，然后，带上这些材料以及其他好几份同样很有分量的材料去巴黎了，心里急切地想要用上它们。在整个这个漫长的旅途中，我在科莫、瓦莱和其他地方，都有过一些小小的奇遇。我看到不少的东西，特别是波罗美四岛，实在值得大书一笔。但我时间紧迫，又有暗探盯着，而且我又不得不紧赶着匆匆完成这件需要余暇和安静来完成的写书任务，可我偏偏没有余暇，得不到安静。要是上帝突然把眼睛落在我的身上，终于赐予我一些更加安静的日子，我就尽可能地用来重写这本书，或者至少给它来一个我觉得十分必要的补遗拾漏。　　

　　我的事在我到达之前便已在巴黎传开了。在到达时，我发现无论各部门还是社会上，大家都对大使的疯狂行径感到愤慨。可尽管如此，尽管在威尼斯公众呼声也高，尽管我提供的证据无可辩驳，但我就是讨不到个说法。我非但没有得到道歉和赔偿，甚至连该补的薪俸也交由大使全权处理，惟一的理由就是我不是法国人，无权要求法国保护，说是这纯属他和我两个人之间的私事。大家都跟我一样认为我受到了侮辱、损害，是受害者，认为大使是个残忍无耻的家伙，这件事将永远使他身败名裂。怎么!他是大使，可我只不过是个秘书。体统，或者大家这么称呼的体统，硬要我得不到任何公正，我也就得不到任何公正了。我在想如果我喊冤叫屈，公开辱骂那个罪有应得的疯子，最终就会有人出面干涉我。这正是我所期待的，我横下心来，非等有人干涉我再忍气吞声。可是，当时没有外交大臣。大家任凭我去吵去闹，甚至还鼓励我，附和我，但事情仍一无进展，直到我对始终有理却总也得不到公道而厌烦为止，我终于泄了气，只好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