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泰居先生完全信赖马利侯爵，可后者并不会事无巨细全都管的，所以蒙泰居先生对自己的职责疏忽到难以置信的程度，要是没有我的话，在威尼斯的法国人可能都不会知道有自己国家的大使存在。当他们需要他的保护时，他一概把他们打发走了事，不愿听他们的申诉，因此，他们也就灰心丧气了，从此，大使的身边或餐桌上再也见不到一个法国人，其实他也从来不邀请他们。我经常主动地做一些他本该做的事：我尽我所能地帮助那些求他或求我的法国人。换到别的国家，我会做得更多一些，但在这里，由于自己的地位所限，我无法去见有地位的人，常常不得不求助于领事，而领事因为全家定居在这个国家，有点畏畏缩缩，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过，有时候，见他优柔寡断，不敢说话，我便豁出去进行大胆交涉，而且好几次都成功了。记得有一件事，现在想起来都让我好笑。没人会想得到，多亏了我，巴黎的戏迷们才得以看到卡罗利娜及其姐妹卡米耶的。可这确实是千真万确的事。她俩的父亲维罗奈斯同他的女儿们已经同意大利剧团订好了合同。拿了两千法郎的旅费之后，他们并未动身，而且不急不忙地在威尼斯的圣吕克戏院演了起来。卡罗利娜尽管还是个孩子，却吸引了很多的人。热弗尔公爵作为国王侍从长官，给大使写信，让他找回他们父女。蒙泰居先生把信交给我时只交代了一句：“您看看这个。”我去找勒布隆先生，请他与圣吕克剧院的业主说说，让他辞退已受聘为国王演出的维罗奈斯。我记得，那个业主叫什么齐斯提尼安来普。勒布隆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办得很糟。齐斯提尼安闪烁其辞，所以维罗奈斯没能要回。我十分生气。当时正值狂欢节。我穿上带风帽的化装长外衣，戴上假面具，让人划我去了齐斯提尼安的府第。凡是看见我那条饰有大使徽号的威尼斯平底轻舟进来的人都大吃一惊。威尼斯还从没见过有这样的事。我进到门内，让人通报“一位戴面具的女士”此处为意大利文。求见。我一被领进去，便摘去假面具，通报了姓名。参议员顿时面色苍白，哑口无言。我用威尼斯话跟他说：“先生，我很遗憾，冒昧前来打扰阁下，但在您的圣吕克剧院有一个名叫维罗奈斯的人，已经受聘为法国国王效劳了，我们曾让您退还此人，可毫无结果，所以我现在是以国王陛下的名义前来要人的。”这短短的几句话产生了效果。我刚一走，那人便跑去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最高法院，但被训了一通。维罗奈斯当天便被解聘了。我让人告诉他，如果他一周之内不动身，我就派人把他抓起来。他乖乖地动身了。　　

　　还有一次，我独自一人，几乎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替一位商船船长摆脱了困境。那位船长名叫奥利维，马赛人，船名我忘了。他的船员与为共和国服务的一些斯洛文尼亚人发生纠葛，动手打人，因此船只被扣，受到严厉处罚，除船长一人而外，任何人不得上下船。船长求助大使，但被打发走了。他又去找领事，可领事说这不是商务活动，他无法干预。迫于无奈，他便跑来找我。我向蒙泰居先生表示，他应允许我就此事向参议院提交一份备忘录。我记不清他是否同意了，我是否提交备忘录了，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的交涉毫无结果，船始终被扣着。我便想了一个主意，结果成功了。我把此事的来龙去脉夹在一份呈送莫尔巴先生的公文中，而且，我是费了很大的劲儿才使得蒙泰居先生同意我这么做的。我知道，我们的函件虽无太大必要去拆检，但在威尼斯却是要被拆检的。这一点我是有根据的，因为我发现日报中的文章照抄我们的公文。我曾想让大使对这种恶劣行径提出抗议，但他不予理会。我的目的是，在公文里提及这次迫害事件时，利用他们拆检的好奇心，吓唬他们一下，迫使他们把扣住的船放了，因为真想为这事等候宫廷的批复的话，船长早就破产了。不仅如此，我还跑到船前询问船员。我是拉着帕蒂泽尔神甫一道去的，他是领事馆主任秘书，很勉强地跟我去了，因为这帮可怜虫全都害怕得罪参议院。由于有禁令，不能登船，我便呆在我的威尼斯平底轻舟上作笔录，我扯起嗓门儿逐个地询问每一个船员，诱导他们，使他们的回答有利案件的解决。我本想让帕蒂泽尔审问并亲自作笔录的，因为这事更应该是他的业务范围，可他就是不肯，一句话也不说，很勉强地在笔录上我的名字下面签了字。这个行动虽有点冒失，但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外交大臣的复函到达之前，商船早就放行了。船长想送我一件礼物。我并未生气，只是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奥利维船长，你想想，一个连法国人现成的签证费都不要的人，会是拿国王的保护挣钱的人吗?”他想至少要请我上船吃顿饭，我同意了，并领着西班牙大使馆的秘书一道去了。后者名叫卡利约，是个聪明而可爱的人，后来在西班牙驻巴黎使馆任秘书，随后又当了代办，我仿效我们的大使们，同他来往很密切。　　

　　在我毫无私心做我所能做的这一切好事的时候，如果我学会把所有这一切细节安排得井然有序、有板有眼，以免受骗上当，宁肯自己吃亏而帮了别人的大忙该有多好啊!可是，在我当时所处的位置，哪怕一个细小的差错都会造成不良后果，我冥思苦想，注意别在办事时出差错。我在主要职责上，都是有条有理，一丝不苟的。除了因为实在赶得太急，在密码上出现过几个错误，遭致阿梅洛的职员们埋怨过一次而外，不管是大使还是其他人，都从未指责过我在工作上有过任何疏忽，这对一个像我这样大大咧咧、愚蠢笨拙的人来说，实在是很了不起的。可是，在我负责处理的私人的事上，我有时却是很健忘，很不细心的，可我爱讲公道，总是不等别人埋怨，我便主动地承担了责任。我只举一个例子，这与我离开威尼斯有关，而且回到巴黎仍旧如鲠在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