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拜访审查委员及其他一些院士，这使我能够结识巴黎文坛上的所有名人，因此，在我后来突然跻身文坛的时候，便与他们成了老相识了。而眼下，我专心致志于我的记谱法，坚决毅然地要通过它来在这门艺术中闹一场革命，从而一举成名。而在艺术界能够成名，在巴黎则必然带来财运。我关起门来，以极大的热情连续干了几个月，修改我向科学院宣读的论文，准备把它写成一本书，献给读者。困难在于如何找到一个愿意接受我的手稿的书商。因为铸新铅字得花钱，书商们是不肯把钱抛在初出茅庐者身上的，而我却认为用自己的作品换回写作时吃掉的面包钱是完全公平合理的。　　

　　博纳丰替我联系了老基约。后者跟我签了合同，利益均分，但版税却由我一人出。那个老基约书倒是替我出了，可我版税却是白付了，一分钱也没赚到。尽管德封丹神甫答应替我促销，而且其他记者也对这本书说了不少好话，但似乎销路不佳。　　

　　试用我的记谱法的最大障碍是，人们担心如果这方法不被接受，那就算是白花时间学了。对此，我解释说，运用我的记谱法，概念就非常地清楚，即使想用通常的记谱法学习音乐，先学我的方法，也会节省时间的。为了通过实验来证明，我免费教授一个年轻的美国女子的音乐。她叫德罗琳，是罗甘先生介绍我认识的。三个月时间，她便能按照我的记谱法弹奏任何曲子，甚至，所有不太难的曲子，她拿起来就能唱，比我唱得都好。这个成绩是惊人的，但却无人知晓。换了别人，可能会在报上大加渲染，可是我虽有点才气，能发现点有用的东西，但却从来也没有天分去使之发扬光大。　　

　　我的“埃龙喷水器”就这样又一次被打碎了。可是这一回我已经30岁了，仍流落在没钱就没法活下去的巴黎街头。在穷途末路之中，我所采取的决定只会使那些没有好好读过上卷的人感到惊讶。我刚刚费心劳神地做了些无用功，需要喘口气了。我并没绝望颓丧，而是心安理得地懒散懈怠，听天由命。为了让上苍有时间进行安排，我便开始不慌不忙地吃起还剩下的几个金路易，仍旧悠闲地享乐，只是花钱方面有所节制，隔上一天才去一次咖啡馆，每周只看两场戏。至于寻花问柳方面的花销，我没什么可以改邪归正的，因为我一辈子也没在这上面花过一个苏，除了惟一的一次，这我马上就要谈到的。　　

　　我连凑乎三个月的钱都没有，可我的这种闲散而孤独的生活却过得这么安适、惬意和不慌不忙，这正是我的生活特点之一，也是我性格的一大怪癖。我十分需要别人的关照，可这却偏偏使我没有勇气抛头露面；我必须登门拜访，可我却又偏偏觉得这实在无聊，以致连已经厕身其间的院士们以及其他一些文人我都不去拜访。几乎只有马里沃法国小说家和戏剧家(1688—1763)，卢梭与他相识时，他已名噪一时了。、马布利神甫、丰特奈尔，我有时还去看看。我甚至把我的喜剧《纳尔西斯》拿去给马里沃看了。他很喜欢，而且还好心地加以润色。狄德罗比他们都年轻，差不多与我年龄相仿。他喜欢音乐，懂得乐理。我们常在一起谈论音乐。他也跟我谈谈他的创作计划。因此，我俩很快便过从甚密了。这种关系一直继续了15年，要不是因为他的错，我不幸地被扯进与他同一个行当之中，这种关系可能还要持续下去。　　

　　大家不会想到，在我不得不去乞食之前，我把所剩下的这短暂而宝贵的时间都用来干什么去了：用来背诵我学过上百遍忘了上百次的大段诗篇。每天早上十点左右，我口袋里揣上一本〗ZK(〗〗的作品，去卢森堡公园散步，在那里一直呆到吃午饭的时间，忽而背上一段圣歌，忽而记上一首田园诗，尽管背了今天的忘了昨天的，但我仍矢志不移。我记得尼西亚斯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名将。在叙拉古战败之后，被俘获的雅典人以背诵荷马史诗谋生。我为了未雨绸缪而从这博学的榜样中得到的教益就是，锻炼我的良好记忆，把所有诗人的诗都熟记在心里。　　

　　我还有一个也很可靠的办法，就是下棋；我不去看戏的那些日子的下午，总是去莫杰咖啡馆对奕。我在那儿认识了莱加尔先生、一个名叫于松的先生、还有菲里多尔以及当时所有的大棋手，可我的棋艺并没有多大长进。但我并不怀疑，我最终将下赢他们所有的人，我认为这就足可以供我生活的了。不管我迷恋什么，我对它总是怀有同样的想法。我在想：“凡是能在某一方面拔尖的人，肯定有人会找上门来，必定时来运转，再凭我的才气，就没什么是不可能的了。”这种天真并非我理智上的诡辩，而是我的懒惰造成的。我害怕为了发奋必须尽快作出巨大努力，便想法粉饰自己的懒惰，想出一些合适的论据来掩盖自己的羞愧。　　

　　我就这样心平气静地坐吃山空。我相信，要不是我去咖啡馆时偶尔去看看的卡斯特尔神甫向我猛击一掌，我可能会就这么无动于衷地花光最后一个子儿的。卡斯特尔人很疯癫，但他毕竟是个好人：他看见我什么也不干，就这么虚度年华，十分恼火。他对我说：“既然音乐家们，既然学者们跟您唱的不是一个调门儿，那您就改弦易辙，去拜访女士们。您在这方面也许能成功。我跟贝赞瓦尔夫人提起过您，您去拜访她，就说是我介绍来的。她心地善良，会很高兴看到她儿子和丈夫的一个同乡的。您在她家将会见到她女儿布罗格利夫人，她是位才女。还有迪潘夫人，我也同她谈起过您。您把您的作品带去给她看看；她很想见见您，会很好地接待您的。在巴黎，要想干点什么必须走女人的门路：她们就像是一些曲线，而聪明人则是她们的渐近线；聪明人不断地靠近她们，但永远触不到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