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说过，我认为我有时候很不像自己，大家会把我看成是性格完全相反的另一个人。我下面给大家举个例子。赛塞尔的本堂神甫雷德莱先生是圣-皮埃尔的议事司铎，所以认识勒梅特尔先生，也是他最该躲着的人中的一个。可我的意见却恰恰相反，主张去见见他，找个借口要求借宿，仿佛我们到这儿来是经教士会同意的。勒梅特尔先生对这个想法挺赞赏，认为这可以使他的报复又刺激又有趣。因此，我们便大摇大摆地去雷德莱先生家了。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勒梅特尔对他说，是应主教之邀，去贝莱主持复活节音乐会的，说是打算过几天还要路过此地。而我为了帮他说谎，也编了不少非常自然的假话，以致雷德莱先生觉得我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对我很友好，十分温和亲切。我们吃住都安排得很好。雷德莱先生不知用什么佳肴来招待我们是好。分手的时候，大家成了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我们答应回来路过此地时多住些日子。等只剩下我俩时，我们便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而且我承认，一想起来，我仍要忍俊不禁，因为谁也想不出比这更来劲、更有趣的玩笑了。如果勒梅特尔先生没有不停地喝酒和胡言乱语的话，如果他没有犯了后来常犯的好像癫痫的毛病的话，我们本会一路上笑个不停的。他这样让我挺为难，我吓坏了，所以很快便考虑如何想法脱身。　　

　　我们像对雷德莱先生说的那样，去贝莱过复活节，而且，尽管是突然而至，但我们却受到了乐队指挥以及所有人的热烈欢迎。勒梅特尔先生在他这门艺术中有些名气，无愧于人们的尊敬。贝莱的乐队指挥炫耀地演奏了自己最优秀的作品，试图得到一位如此好的评判家的赞赏，因为勒梅特尔不仅是个行家，而且为人公正，毫不嫉妒，也不阿谀奉承。他比所有那些外省乐师高明许多，而他们自己也真心实意地这么认为，所以不是把他视为同行，而是把他看作他们的头头。　　

　　在贝莱愉快地过了四五天之后，我们又上路了。一路上，除了我刚提到的那点意外而外，再没有出现过其他事情。到了里昂，我们住进圣母客栈。在等着我们用另一谎言，通过好心的保护人雷德莱先生，装上罗讷河的船上的箱子的同时，勒梅特尔先生跑去拜访熟人，其中有方济各会的卡东神甫(他的情况以后再谈)，和里昂伯爵多尔唐神甫。他俩都很好地接待了他，但正像下面要说的，他们却使他露了馅儿，所以他在雷德莱先生那儿的好福气也就完结了。　　

　　我们到了里昂两天之后，当我们走过离旅店不远的一条小街时，勒梅特尔突然犯病，而且来势凶猛，我吓坏了。我大声叫嚷着，呼喊救人，说出旅店的名字，央求大家把他抬去。然后，当人们围拢过来，在倒在街中间、不省人事、口吐白沫的他周围忙碌着的时候，他本来可以依赖的惟一的朋友却把他扔下了。我趁没人注意我的机会绕过街角，逃之夭夭。感谢上天，我终于把第三件难以启齿的事前两件是指前面所说的放弃新教皈依天主教和诬陷他人偷丝带的事。坦白出来了。如果我有许多这类事要坦白的话，那我开始写的这本书就只好就此搁笔了。　　

　　到目前为止，我所说的一切都在我曾生活过的地方留下了一些痕迹，但我要在下一章里说的却几乎是完全没有人知晓的了。那是我一生之中最荒唐的事，幸好它们并未产生恶劣的后果。我的脑子里响着一种外来乐器的音调，忘乎所以，超乎寻常，后来，脑子自己恢复了常态，所以，我也就没有再去干荒唐的事，或者顶多是只干了一些与我的天性比较一致的荒唐事。我年轻时的这段时间是我记忆最模糊的时期。几乎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事可以在我脑子里留下深刻的回忆的，而且，四处奔波，漂泊无着，所以很难不在时间或地点上出些差错。我是完全凭着记忆来写的，没有能够帮我回忆的遗留物和材料。我一生中有一些事情仿佛是刚发生似的历历在目，但也有一些遗漏和空白，我只能用留在我脑子里的模糊记忆加以模糊地填补。因此，我有时可能出些差错，而且，在我找到有关自己的更可靠的材料之前，我还可能在一些小的事情上出些差错，但是，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我敢保证是准确无误，忠实可信的，就像我将在所有事情上始终尽力做到这一点一样。　　

　　我一离开勒梅特尔先生，便拿定主意回阿纳西去。我们出发的原因及其躲躲藏藏，曾使我对我们回去的安全感到极大的担心，而且，这种担心使我的一颗心完全悬着，有几天工夫，我竟然不再想到回去了。但是，当我一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时，主要的感情又涌了上来。没有什么能吸引我，没有什么能诱惑我，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只是想回到妈妈身边。我对她的依恋之真挚而缠绵，把我心中所有一切幻想的计划、一切疯狂的野心全都剔除干净了。我除了看见在她身边的幸福而外，再也看不到其他的幸福，我感到每离她远一步，便远离这种幸福一步。因此，一有可能我便立即回到这种幸福中去。我回去得那么匆忙，我的思想又是那么地恍惚，所以，尽管我回忆起其他的旅行来时那么地津津乐道，但对这一次的情况却毫无印象。我什么也回忆不起来，只记得离开了里昂和回到了阿纳西。大家可以想像得到，这最后的一段时期我脑子里该是多么地混乱!我回去时，没再见到华伦夫人，她去巴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