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大家会认为，对充其量只不过是个大老粗的巴克勒先生我都迷恋过，那我对这位有教养、有才气、幽默风趣、深谙世事、且又被看作是个可爱的浪荡公子的旺蒂尔先生自然会更加迷恋了。事实也正是如此。我想，如何一个年轻人，处在我的位置，也会这样的，特别是他如果具有鉴赏他人特长的较强能力并对其才能十分仰慕的话，则更容易如此，因为毫无疑问，旺蒂尔先生就具有这种特长，而且，他还具有一种他这种年龄的人很少有的一个特长：不急于表露自己的才能。是的，他对许多他并不懂的事情自吹自擂，然而，对于他知道的那些事情，而且知道得真不少，他却只字不提，等着机会去展示出来。他这叫欲擒故纵，其效果更大。由于他每件事都刚开个头就不往下谈了，大家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全部抖落出来。他谈话时爱开玩笑，放荡不羁，口若悬河，充满魅力，始终笑容可掬，却从不失声大笑，就是最粗俗的事，他谈起来也温文尔雅，让人听着顺耳。连最害羞的女人都很惊奇自己竟能听得下去他的话。他们虽然觉得应该生气，但却又气不起来，因为没有力气去生气。他所需要的只是青楼女子，而且，我相信他并不是爱搞风流韵事的人，但却生就的是在交际场中，为有风流韵事的人增添无穷的乐趣的人。有这么多的讨人喜欢的才能，又是在一个了解而且欣赏这些才能的地方，让他长久地囿于音乐家的圈子里是困难的。　　

　　我对旺蒂尔先生的仰慕，其动机是很理智的，其结果也没非礼之处，尽管我对他的喜爱比对巴克勒先生更加强烈，更加持久。我喜欢见到他，喜欢听他说话；我觉得他所做的一切都很可爱；我感到他所说的一切都如同神谕；但我并没迷恋到离不开他的程度。我身边有一个很好的保险，使我不致过分。再说，我觉得他的妙语箴言对他很好，但对我却并无用处。我所必需的是另一种欲望，他连想都没有想到，而且我也不敢对他提起，我深信他听了会嘲笑我的。然而，我真想把这种爱恋同支配着我的那种感情结合起来。我十分激动地同妈妈谈起他；勒梅特尔先生也对妈妈赞扬他。妈妈同意把他带来见她。但这次会面并不成功：他觉得她矫揉造作；她认为他放浪形骸。她为我有这么一个坏朋友而担忧，不仅不允许我再带他来她家，还竭力地向我描绘我同这个年轻人在一起的种种危险，因此，我有点谨慎，收敛一些，而且，我们很快便分手了，这对我的品行和思想来说，真是万幸。　　

　　勒梅特尔先生对自己的艺术情有独钟。他还好喝酒，但在饭桌上却很节制，只是在屋里作起曲来，就非喝不可。他的女佣很了解他，所以，只要他一准备好谱曲的纸和拿起他的琴来时，他的酒壶和酒杯就立刻准备好了，而且一壶接一壶地喝个没完。他虽然从未烂醉如泥，但几乎总是醉醺醺的。这实在是挺可惜的，因为他是个本质上很好的小伙子，性格活泼开朗，妈妈老叫他“小猫”。不幸的是，他喜爱他的艺术，工作起来玩命，酒喝得也太多。这影响了他的身体，最后也影响了他的脾气：他有时候多猜多疑，容易发火。他不会撒野，无论对谁也都不会无礼，所以从未说过一句粗话，连对他的唱诗班的孩子都没说过。但你也不能对他无礼，这当然是合情合理的。糟糕的是，他不很聪明，分不清好话坏话，所以常常无缘无故地发火。　　

　　从前，那么多王公主教把能参与其间视为荣耀的日内瓦古老的教士会，在流亡中失去了它昔日的光华，但仍保留着它的高尚。要想被接纳，必须是贵族或索邦神学院的博士才行。如果说这中间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那就是除了个人的才能而外，出身的高贵也使人自豪。再说，所有雇用世俗人的神甫通常对待俗人都是相当傲慢的。那些教士会成员常常就是这么对待可怜的勒梅特尔先生的。尤其是那个名叫维多纳的唱诗班的神甫，他其实是个彬彬有礼的人，但过分地以贵族自居，所以对勒梅特尔先生的才能并不总是很尊重，而后者也不太买他的账。这一年的圣周期间，主教照例邀请教士会成员们午餐，而勒梅特尔一向是在邀请之列的。席间，他俩发生了一场比往常更加激烈的争吵。维多纳神甫对勒梅特尔先生有些失礼，对他说了几句难听的话，使他忍无可忍。他立即决定第二天夜间离去，尽管他去向华伦夫人辞行时，夫人一再地劝说他，他仍旧不依不饶。他不能抛开报复这帮狂徒的乐趣，想让他们在大家最需要他的复活节期间丢人现眼。但是，他自己也有为难的事，那就是他要带走的乐谱足足有一大箱，沉甸甸的，无法夹上就走，使他非常犯愁。　　

　　妈妈所做的，是我处在她的位置也会做的，而且仍旧还会那么做的。她一再挽留他，但无济于事，见他仍旧执意要走，她便决定尽她一切的可能帮助他。我敢说，她应该这么做。勒梅特尔可以说是曾经全心全意地为她效劳。不论是有关他的艺术还是在照顾她方面，他都是完全彻底地听命于她的，而且办事的热心劲头为他的殷勤赋予了新的价值。因此，她所做的只是在关键时刻对一个三四年来为她殷勤效力的朋友的答谢。但是，她心灵高尚，在完成类似义务时用不着去想这是为了还债。她把我叫去，命我至少把勒梅特尔先生送到里昂，只要他需要，不管多长时间都得伴随着他。她后来向我承认，她这么安排更多地是想让我离旺蒂尔远些。为搬运箱子的事，她征询过她忠实的仆人克洛德·阿内。后者认为不能在阿纳西用牲口驮，那肯定会暴露我们的，必须等到天黑，把箱子抬出一段路去，然后再在某个村子里雇上一头驴，把箱子驮到赛塞尔。那儿已到法国境内，我们就再没什么危险了。这意见被采纳了。我们当晚七点便动身了，妈妈借口替我出路费，往可怜的“小猫”的小钱袋里装了些钱，这对他可不无小补。克洛德·阿内、园丁和我，我们尽力把箱子抬到附近的一个村子，雇上一头毛驴驮着；我们当晚就到了赛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