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修道院的时候，多博纳先生被迫离开了阿纳西，因为地方长官大人认为他同自己的妻子有染有伤大雅。这其实就像是“园丁的狗”这是一句谚语：“园丁的狗不吃狗食，但牛来吃时则汪汪直叫。”一般，因为尽管科尔维奇夫人很可爱，但他同她夫妻不和，山外人的怪癖“山外”指的是阿尔卑斯山的另一边，用“山外人的怪癖”指责科尔维奇，是影射同性恋，因为法国人从16世纪起便指责意大利人搞同性恋。又使她对他毫无用处，于是，他便粗暴地对待她，两人只好分居。科尔维奇先生是个无耻小人，阴险毒辣，狡猾奸诈，因为树敌太多，自己也被撵走了。据说，普罗旺斯人报复自己的仇人是唱歌：多博纳先生写了一出喜剧向自己的敌人报了仇；他把剧本寄给了华伦夫人，她让我看了剧本。我挺喜欢这个剧本，它使我产生了写一出剧的幻想，我想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像该剧作者所说的那么蠢。但是，直到我到了尚贝里之后，才实现这个愿望，写了《顾影自怜》。因此，我在该剧本的序言中所说的，我是18岁时写的它，那是瞒掉了几岁。　　

　　差不多就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但却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而且，当我已经把它忘了的时候，社会上却是风言风语的。我每周有一天可以外出，我用不着说出我利用这一天都干些什么。有一个星期天，我正在妈妈家里，与妈妈房子相连的方济各会的一幢楼房着火了。这楼里有个炉灶，还堆满了一捆捆干柴。一瞬间，火烧起来了。妈妈的房子被风吹过来的火苗给盖住了，十分危险。大家急慌急忙地往外搬，把家具搬到了花园里。花园正对着我以前住的房间的窗户，在我所说的小溪那边。我慌乱不堪，手忙脚乱，把拿到的东西，不问三七二十一，全都扔出窗外，甚至把一个大白臼都扔了出去，要是放在平时，我连抬都抬不动的。如果不是有人拦住我，一面大镜子也要被我扔出去了。善良的主教那天也来看望妈妈，他也没闲着，他把妈妈拉到花园，同她以及所有在花园里的人一起祈祷。我因为来晚了点儿，看见大家都跪着，便也像他们一样地跪了下来。在主教祈祷的过程中，风向变了，变得那么突然，那么及时，以致盖住房屋而且已经蹿进窗户的火苗扑向院子的另一边去了，房屋一点儿也没有受到损害。两年后，贝尔奈先生去世了，他的老会友——安多尼会修士们开始收集能够有助于他的列真福品的材料。我应布代神甫的请求，把我刚才所说的事情作为见证加进这些材料里去，这是我做得对的；但我做得不对的是，把这件事说成了一个奇迹。我看见主教在祈祷，而在他祈祷的过程中，我看见风向变了，而且变得很及时，这就是我可以说的和可以作证的，但是，这两件事中一件是另一件的原因，那我就不该说得那么肯定，因为我不可能知道。可是，就我的记忆，我当时是真诚的天主教徒，我没有胡编乱造。人们心中极其自然的对奇迹的喜爱、我对这位德高望重的主教的景仰，以及我也许以为自己对这奇迹的出现有所贡献的那种内心的骄傲，致使我自己迷惑了自己，而且，我敢说，如果这一奇迹确实因为是最热烈的祈祷所造成的话，那我完全可以说，这里面有我一份功劳。　　

　　30多年后，当我发表《山中来信》时，我不知道弗雷隆先生是怎么发现这份证明材料的，并且还在他的文学刊物中引用了它。必须承认，这一发现很有利，很及时，连我都觉得挺有意思。　　

　　我命中注定是一事无成。尽管加蒂埃先生尽一切可能地把我的进步说得比较好，但大家看到我的进步同我的努力不成比例，这就无法鼓舞我继续学习了。因此，主教和院长灰心了，认为我不是做神甫的材料，把我还给了华伦夫人。但是，他们仍说我是个比较好的小伙子，一点恶习也没有。正因为如此，尽管人们对我有那么多让人讨厌的偏见，但她并没有抛弃我。　　

　　我得意洋洋地把我受益匪浅的乐谱带回她家。我那首《阿尔菲和阿蕾土斯》曲子几乎是我在修道院里所学的全部东西。我对这门艺术的偏好使她产生了培养我当音乐家的想法：机会很好；她家里每周起码举办一次音乐会，而且指挥这个小音乐会的教堂乐师时常来看望她。这位乐师是巴黎人，名叫勒梅特尔，是一位优秀的作曲家，为人活泼开朗，人也年轻，仪表堂堂，才气不高，但毕竟是个很好的人。妈妈介绍我认识了他。我很喜欢他，他也不讨厌我。我们谈到膳宿费的问题，一下就谈好了。总之，我到他那儿去了，愉快地过了一冬，因为他的训练班离妈妈家只不过20步远，不一会儿工夫便走到了，我们还常常一起在妈妈家吃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