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大家都觉得对一个孩子，甚至一个大人来说，所谓有信仰，就是生在哪儿就信哪个教。有时候，信仰会减弱，很少会加强。教义的信仰是教育的一个结果。除了这个把我拴在我先辈们的信仰上的一般道理而外，我还特别对天主教有着我故乡的人们所独具的那种厌恶。人们告诉我们，天主教是一种可怕的偶像崇拜，把神甫们描绘得十分阴险狡猾。这种感情在我身上根深蒂固，所以一开始，我只要一进到教堂，一遇见一个穿着宽袖白色法衣的神甫，一听见仪式队伍的铃声，便恐惧惊慌得发抖。到了城里之后，就不这样了，但在乡村教堂里，常常“旧病复发”，因为它们同我最初产生这种感觉的教堂很相像。的确，这种感觉与日内瓦市郊的神甫们喜欢爱抚当地的孩子的情景形成十分强烈的反差。送临终圣体的铃声固然使我害怕，但弥撒或晚祷的钟声却使我想到早餐、点心、新鲜黄油、水果和乳制品。蓬韦尔先生的美餐仍余香在口。因此，我很容易地便被所有这一切给麻痹了。我只是从好玩和贪馋的角度去考虑天主教，觉得不难习惯天主教的生活。但是，要正式加入其中则只不过是一闪念，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此时此刻，再也没有办法可以改弦易辙的了：我怀着最最强烈的厌恶，看见我所许下的诺言及其不可避免的后果。我身边的那些未来的新教徒并不能以其榜样来鼓舞我的勇气，所以，我无法掩饰，我将从事的神圣事业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一个强徒的行径而已。尽管我还很年轻，但我感到，不管哪个宗教是正宗的，我可要出卖自己的宗教了，而且，即使我选择得很好，在内心里我仍要欺骗上帝，应该受到世人的唾弃。我越是这么想，越是痛恨自己，而且悲叹命运不佳，弄到这种地步，仿佛这不是我自作自受似的。有时候，这些想法极其强烈，以致我一旦发现大门开着，我非逃不可。但是我没遇到这样的时机，而且，我的决心也没有那样大。　　

　　有太多的私心杂念在搅和着，所以，总狠不下心来。再说，坚决不回日内瓦的既定方案、羞耻惭愧、重新翻山越岭的艰难、离乡背井、举目无亲、身无分文的窘境等等，都使我视良心上的愧疚为一种为时已晚的悔恨。我假装谴责自己的所作所为，为自己即将要做的事开脱。我在夸大昔日过错的同时，把将来的错误视为一种必然结果。我心里常在说：“你什么错也没犯，如果愿意，你可以成为清白的人。”而对自己是这么说的：“为你所犯下的和已不得不犯的罪过悲叹吧。”　　

　　确实，像我这么大的人，需要有非常罕见的精神力量，才能推翻在这之前我所许诺或让人希望的所有一切，才能砸烂自己给自己套上的锁链，才能义无反顾地勇敢宣称，我愿仍旧信奉我先辈们的宗教!我这种年龄的人是没有这种气魄的，而且侥幸成功的可能也是十分微小的。事情已经这样了，我已无回天之力，而且，越是拼命抗争，越是受到别人各种各样的压服。　　

　　毁了我的那种诡辩正是大多数人的那种诡辩；在为时已晚时，他们才来抱怨缺乏勇气。勇气对我们来说，只是在我们犯错误的时候才是可贵的，如果我们愿意始终审慎，我们就用不着什么勇气了。但是，一些易于克服的倾向在无法抗拒地吸引着我们；我们因忽视其危险而对一些微小的诱惑听之任之。我们不知不觉地便陷入一些危险境地，这本来是很容易避免的，可是，陷进去了，就必须异常地英勇顽强才能摆脱。我们终于掉进深渊，这才祈祷上帝：“你为什么让我这么软弱?”但上帝却不管这些，只是对我们的良心说：“我确是把你造得太弱，爬不出深渊来，但我曾把你造得挺坚强，让你别掉进去。”　　

　　我还没明确地决定成为天主教徒，但我发现限期还很远，便不紧不慢地去习惯这一想法。其间，我在想像出现某种意料不到的事情，能使我摆脱困境。为了争取时间，我决心尽可能地进行最有效的防范。不久，虚荣心使我能够不再去想自己的改宗决定。自从我发现有时候我竟然难倒了想开导我的那些人时起，我便觉得用不着更多努力便可以完全驳倒他们。我这么做的时候，特别地起劲，挺滑稽的。因为，在他们开导我时，我也想开导他们。我真的以为，只要说服了他们，我就可以让他们改奉新教了。　　

　　因此，他们觉得我无论是在知识方面还是在意志方面，都不像他们所想像的那么好对付。新教教徒一般来说要比天主教徒知识面广。这是必然的，因为新教教义要求讨论，而天主教则只要求驯服。天主教徒应该接受别人对他作出的决定，而新教教徒则应学会自己拿定主意。这一点他们很清楚，但他们没想到凭我的身份和年龄，会给一些训练有素的人出了一些挺大的难题。再说，我都还没有初领圣体，也没有受到与此相关的教育，这些他们都知道，但他们并不知道我可是在朗贝尔西埃先生那里受过良好教育的，而且，我还有一个让这帮先生头疼的小小存货，也就是《教会与帝国历史》，我在父亲那儿时就已经能背诵下来，后来又几乎忘得干干净净，但随着争论的激烈，我又想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