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原是件好事。以你的医道，着手成春，不但名利双收，而且各国使馆，都很注意皇上的病势。所以，你如果医好皇上的病，一定还会名扬国际，连带我的面子也很光彩。可是，我把你当做自己人，有句逆耳的忠言，不知你爱听不爱听?”　　

　　“大帅言重了!”屈永秋脸上的兴奋，一扫无余。　　

　　“宫中的事情很难办，尤其是牵涉到皇上，更是吃力不讨好。你的医道高明，不错。可是，西医的规矩，太监不懂，譬如按时量体温，只怕他们连体温表上的度数都看不懂。”袁世凯突然问道，“庭桂，你知道宫里喝香槟怎么个喝法?”　　

　　“庭桂”是屈永秋的别号，他摇摇头说，“不知道怎么喝法，想来总是用冰镇过了再喝。”　　

　　“哪有这么讲究，”袁世凯说，“是太监不知道该这么讲究!宫里所有的香槟，都是由太监事先用锥子在软木塞上钻了洞的。”　　

　　“那不是泄了气吗?”　　

　　“就有那种泄气的事。为的是香槟一开塞子，有很大的声响，泡沫乱涌，搞得一塌糊涂，在御前失仪，是很重的罪名。太监为了自己保平安，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不能随时守在御前看护，试问，你怎么医得好皇上的病?”　　

　　“是，是!”屈永秋如释重负似的，“幸亏大帅教导，这个差使不能当!”　　

　　“是上头交代，我也不能教你不当这个差使。”袁世凯略作沉吟，“庭桂，只有一个法子，你才可以不当这个差使，从今天起，你就装病请假。装要装得像，少出门，更不能跟人去谈这件事。”　　

　　屈永秋自然如言遵办。袁世凯便先用电报回复奕，说屈永秋告了病假，力疾从公，自是分所当为，但本人有病，精力不济，“请脉”或恐不准，所以再三恳辞。此外，又示意奕，他想到京里面谈一切，请奕找个理由，能让他到京里去一趟。　　

　　这个理由不难找，以练兵处筹划改编各省防军，以及其他军制的厘定，必须召袁世凯面商为名，很容易地就让袁世凯进了京城。　　

　　一到京。宫门请安，本来是奉行故事，递一个请安折子，便可自行其便，哪知非常意外，竟然传旨，即时召见。　　

　　这一下，袁世凯有点抓瞎了。第一是穿的行装，除非巡幸在外，不能以行装陛见，临时找一套合于他五短矮胖身材的补褂，相当费事。这犹在其次，最令人惴惴不安的是，不知慈禧太后何以破例召见?想来必是有特别缘故，而此特别缘故是什么，茫无所知。　　

　　因此，在养心殿进见时，袁世凯格外加了几分小心，进殿行完了礼，慈禧太后照例闲闲问起，气候是否正常、民情可还安谧，以及有些什么好官之类有关吏治的话。然后话锋一转，很自然地谈到正题。　　

　　“你跟张謇很熟，是不是?”　　

　　袁世凯不知慈禧太后何以忽然提到此人?便很谨慎地答说：“臣前在吴长庆营里，张謇是吴长庆的文案，臣因为他文字很好，常向他请教。从光绪十二三年以后，臣跟他就很少往来了。”　　

　　“是很少见面呢?还是很少书信往来?”　　

　　问到这一句，袁世凯知道事出有因，略想一想答说：“臣公务较繁，很少给他写信，张謇一年总有两三次给臣来信。”　　

　　“倒是说些什么呀?”　　

　　“张謇在南通州开垦办实业，有时要臣帮忙。臣以为张謇办的事业，于国计民生，都有裨益，所以量力而为。”袁世凯加重了语气说，“至于跟国计民生无关，私人请托的事，臣不敢徇私，总是婉言回绝的。”　　

　　“最近呢？”慈禧太后问说，“有信给你吗?”最近没有，六月间有一封。袁世凯想到张謇的那封信，心中一动，知道慈禧太后注意的就是这件事，决不隐瞒。　　

　　于是据实答说：“张謇夏天有一封信给臣，是谈什么立宪，臣一直没有复他。”　　

　　“喔!”慈禧太后终于问出来了，“那封信怎么说?”　　

　　那封信的内容，袁世凯记得很清楚，说是：“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故已知国家之危，非夫甲午、庚子所得比方乎?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补救无益也!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又说：“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又说：“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专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耳!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之下，即下走自问，亦必不在诸人下也！”　　

　　凡此议论，何可直奏？袁世凯忖度这封锁在自己签押房里保险箱中的密件，绝无泄漏的可能。因而决定瞒一半，说一半。　　

　　可说的是，张謇主张立宪，而且颇有志用事，要隐瞒的是张謇对他的期望，以及批评专制的不是。主意打定了，措词却还待斟酌。　　

　　转念又想，不管怎么说，都非慈禧太后所乐闻，倒不如一言表过，因而出以轻蔑的语气答说：“无非书生之见而已。”　　

　　果然，慈禧太后不再问了，换个人谈谈：“据说张之洞、魏光焘也赞成立宪。你听说了没有?”　　

　　听得这话，袁世凯突然省悟，此一刻正是可以有所表白的好机会。“我也听说了。”他毫不含糊地回答，“督臣张之洞、魏光焘打算合词奏请立宪，因为臣忝居畿辅，想邀臣会衔出奏。托人来说，臣已经回绝他了!”　　

　　其实这正就是与袁世凯二十年不通音问的张謇，突然致书期许的原因，而张謇亦非真的以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促成立宪的名人相期，只是张之洞鉴于当年东南互保的往事，认为对朝廷献议大兴革除，非有权势的督抚联合一致不可，所以极力敦促张謇作此表示。　　

　　当然，这样答奏是一定会获得嘉许的，慈禧太后和颜悦色地问：“袁世凯，我知道你心里很明白，照你看，咱们中国能不能立宪呢?”　　

　　“不能!”袁世凯简捷了当地答。　　

　　“为什么呢?倒说个道理我听。”　　

　　“中国的百姓，民智未开，程度幼稚，是故圣经贤传上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专制统治，反而容易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怕画虎不成，会发生种种流弊。”　　

　　他这面说，慈禧太后那面不断点头，话锋很快地一转，问起日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