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佛爷的意思，仪鸾殿不必再修，就修好了，老佛爷也不能再住。为什么呢?瓦德西住过，何况，”那桐放低了声音说，“都说赛金花在仪鸾殿伺候过瓦德西。这么个窝囊地方，能做太后的寝宫吗?”　　

　　“那么，”奕问说，“不修仪鸾殿，要干什么呢?”　　

　　“老佛爷想修一座佛阁子，名字都有了，就叫佛照楼，图样也有了，是洋楼。”　　

　　“佛阁子修成洋楼?”　　

　　“不但修成洋楼，还要安上电灯。”　　

　　“越出越奇了!”奕笑道，“菩萨也时髦了!闲白儿收起，先看看图样，问问工价。”　　

　　“工价?”那桐答说，“最少也得五百万。”　　

　　接下来就要谈钱了。回銮之后，百废皆举，又行新政，在在要钱，因此，筹划财政是朝廷格外重视的第一大事，特派奕、瞿鸿会同户部办理。一年多以来，清查屯田，整顿浮收，改铸银元，开办烟、酒、印花税等等，可开之源几乎都想到了，但成效不彰，奕不明其中的道理何在?　　

　　“这个道理还不容易明白?‘人不为己’……”那桐将那粗鲁俗语的下半句“男盗女娼”咽了回去，略停一下说道，“各省还是积习不改，只顾自己，不顾朝廷。照我看，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照庚子年春天，派刚子良到各省去清查坐催的办法，派人下去，一省一省调账出来看，凡是截留的、亏空的、应收未收的，一概把它挤出来。”　　

　　“不好!不好!”奕大摇其头，“那样一来把各省的地方官都得罪完了，以后不好办事。”　　

　　“那么，用第二个办法，摊派!”　　

　　奕想了一会，点点头说：“这个办法可以，反正朝廷要这么多钱，缺分的好坏，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公平照派，谁也没话说。这件事，你跟瞿子玖去谈一谈。”　　

　　瞿鸿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整顿财政，重在创行制度。而凡是制度初创，必然速效难期，行之既久，成效渐彰，才是一劳永逸之计。不然，何以谓之整顿?那桐听他这么振振有词地说出道理来，无以相难，只得把摊派的办法搁了下来。　　

　　一搁搁到秋天，袁世凯着急了，因为简练新兵的计划，自袁世凯的得力部下段祺瑞、冯国璋从日本参观大操回来，加紧拟定，业已粲然大备，决定在京师设立练兵处，由奕以管理大臣挂名，而袁世凯以会办大臣负其全责。以下有帮办大臣，提调襄助，下设军政、军学、军令三司，司下设科，科设监督。第一期练两镇兵，左镇保定，右镇小站，每镇一万两千人。另挑满洲、蒙古、汉军二十四旗的闲散兵员六千人，编练一支“京旗军”。至于各省则设督练公所，以督抚为督办，下设兵备、教练、参谋三处，练兵多寡，量力而为。　　

　　各省练兵，袁世凯可以不管，左右两镇新兵，则已委出旧部，着手在招募了。有兵无饷，哗然生变，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所以袁世凯特派直隶藩司杨士骧进京公干，其实是专为去见奕，催询筹饷的切实办法。　　

　　就在这时候，外务部与户部的堂官有了变动。王文韶以大学士管理户部，开去外务部会办大臣的差使，调那桐为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这因为外务部四司，其中“榷算司”管理关税及华洋借款，以及出使经费等等，无论开源节流，都与筹饷有重要关系。另一位会办大臣兼尚书就是瞿鸿，每天在军机处，不常到部，所以那桐调外务部，是为了“当家”去的。　　

　　而那桐人在外务部，却仍能管到户部的事，这也是奕与那桐想出来的办法，在户部特设“财政处”，命“外务部尚书那桐，会同庆亲王奕、瞿鸿办理户部财政处事务”。这一来管理户部的大学士王文韶，满汉两尚书荣庆、鹿传霖的权力，便被大大地侵削了。　　

　　这继那桐遗缺的荣庆，是蒙古正黄旗人，翰林出身，十来年工夫，爬到了内阁学士，翰林开坊，熬到这个职位，就快要出头了，内转当侍郎，外放做巡抚，入于庶境。但补缺有一定班次，蒙古学士却不易迁转。所以等了三年，内转为“大九卿”末座的鸿胪寺正卿，再转通政副使，外放山东学政，内调大理寺正卿，兜了一个大圈子，才做到仓场侍郎，还是署理。　　

　　仓场侍郎驻通州，专管天庾正供的京仓，是个肥缺。荣庚的操守不坏，而且颇能除弊兴利，因此，以和议成后会办善后事宜，及充任政务处提调的劳绩，调升为刑部尚书兼充管理大臣。　　

　　兴学育才为新政要目之一，而举国普设新式学堂，筹措经费，犹在其次，第一大事是订学制。张百熙自受命为管学大臣以后，倾全力于此，每采西法，多所更张，而守旧派不仅大为不满，竟是大起恐慌。其中又夹杂着旗汉之争，以致新式学制备受攻击。荣庆得以脱颖而出，为了他是旗人，又是进士，而赋性保守，正好用来抵制张百熙。　　

　　结果可想而知，必是彼此掣肘，一事无成。正好张之洞奉召入觐，他做过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名为《劝学篇》，本意是戊戌政变之时，为了自辩其非新党，写这篇文章表明“中学为体”，不悖历来圣贤的遗训。而结果却是获致了不虞之誉，都道新式学堂以两湖为最盛，全是张之洞的功劳，如今拟订学制，自非借重此人不可。　　

　　因此，张之洞入觐之后，一直未回原省，奉旨“会商学务”，而实际上是由他一手主持。　　

　　张之洞有种很特别的脾气，“凡所建设，必开风气之先，而凡所主张，必与时尚稍殊，若有良友之诤谏，舆论之挽达，则持之益坚。”所以正当举国竞谈时务之际，他对学制的拟订，却偏于保守，与张百熙不协，而与荣庆恰为同道。　　

　　这就意味着张百熙落了下风，荣庆是成功了。为了酬庸起见，调任荣庆为刑部尚书，再转户部，顶了那桐的缺。但他这个户部堂官，只管例行公事，凡有更张，是奕、瞿鸿、那桐行使会办户部财政处的职掌，径自议定上奏，并无荣庆置喙的余地。　　

　　因为如此，杨士骧进京，催问饷源，不找荣庆，只找那桐，几经磋商，有了差强人意的结果。　　

　　“摊派是必不可免的了!”那桐断然决然地说，“不管瞿子玖怎么说，都不必理他。只要自信得过就行。”　　

　　于是，定了两项摊派的办法，奏请核定，颁发上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