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八，天色微明的寅时，呈帝致祭先农坛。大典既毕，随即转到车站，不久慈禧太后驾到，皇帝跪接，以下是庆王领头的一班王公大臣，惟独荣禄未到，他病得很厉害，已经不能起床了。　　

　　慈禧太后仍然如回銮那年乘车那样，意兴极佳，满脸含笑地步上平台，崔玉贵献殷勤，要上前搀扶，慈禧太后摆一摆手，示意不必，自己扶着栏杆，从从容容地上了车。　　

　　车中所设的宝座，是一张蒙着黄丝绒的”快乐椅”，等她落座，皇后、荣寿公主、四格格亦已登车，站在太后身后左顾右盼，看那些陈设。最后是荣寿公主开了口。　　

　　“这盛宣怀可真会办差啊!”　　

　　“也难为他。”慈禧太后喊道，“莲英!”　　

　　李莲英还未上来，是在照料慈禧太后的行李装车，等把他找了来，随即传懿旨，召见盛宣怀。　　

　　于是，皇后和所有宫眷，都退入另一节作为慈禧太后“寝宫”的花车。盛宣怀由李莲英带着来谒见。他穿的是素服，顶戴是国家的名器，无法更易，不过那颗红顶子是用极淡的珊瑚所制，微微的粉红色，有那么一点意思而已。　　

　　等他行了礼，慈禧太后首先指着珍玩上的黄签说：“你太糜费了!怎么可以这样子?”　　

　　“回皇太后的话，”盛宣怀说，“车中陈设都是臣家藏的微物，并非特意价购，求皇太后鉴臣愚忱，俯准赏收。”　　

　　“到底不好意思。”　　

　　“臣受恩深重，难得有机会孝敬皇太后。东西不好，只是一片至诚。”　　

　　“这可不能不赏收了!”李莲英在一旁说，“不然，人家会以为老佛爷嫌他欠至诚。”　　

　　“这话倒也是。我可是受之有愧了。”慈禧太后又问，“你是哪一天到京的?”　　

　　“臣正月二十二日到天津，跟督臣袁世凯接头，明了办大差的一切细节，二月初八到京，督饬司员布置花车，筹备供应。”盛宣怀说，“臣才具短绌，虽然尽心尽力，只怕还是有疏漏的地方，求皇太后包容。”　　

　　“你很能干，没有什么好褒贬的。”慈禧太后又问，“南边革命党闹得凶不凶?”　　

　　“本来很凶，自张之洞署任以来，好得多了。”　　

　　‘喔，”慈禧太后身子往前俯一俯，“那是什么缘故呢?”　　

　　“张之洞舆情甚洽，善于化解疏导，地方士绅，都肯听他的话，约束乡党子弟，所以能弭患于无形。”　　

　　“地方士绅是哪些人呢?”　　

　　这一问，多少出于盛宣怀的意外，觉得很难回答。因为有些人非慈禧太后所知，说了也是白说，有些人为慈禧太后所恶，说了不妥当。但急切之间，无暇细思，想到一个便说了出来：“像南通张謇……。”　　

　　他还在想第二个时，慈禧太后已经在问了：“是甲午的状元张謇吗?”　　

　　“是！”　　

　　“他不是翁同的得意门生吗?”　　

　　盛宣怀心想糟了!但不能不硬着头皮，再答一声：“是!”　　

　　“他跟翁同可常有往来?”　　

　　听慈禧太后的语气相当缓和，盛宣怀比较放心了。“不大往来!”他说，“张謇在家乡开垦，办实业，很忙的。再者翁同闭门思过，也不大会客。”　　

　　“翁同是你的同乡不是?”　　

　　“是。”　　

　　“那，你跟他总常有往来?”　　

　　“臣家住上海，跟翁同逢年过节通通信，此外就没有什么往来。”　　

　　“翁同安分不安分?”　　

　　“很安分。”　　

　　“他跟康有为呢?”　　

　　“绝无往来!”盛宣怀的声音，有如斩钉截铁，“据臣所知，翁同对康梁师徒，深恶痛绝。”　　

　　“那还罢了!”慈禧太后冷冷地说，“你得便传话给翁同，千万安分!我可是格外保全他了!”　　

　　盛宣怀吓出一身冷汗，跪安退出时，神色青黄不定，看到的人，无不诧异，都以为他碰了个大钉子，却猜不透是何缘故？　　

　　三月十日，谒陵事毕，回到保定。西陵在易州，而保定在易州之南，非谒陵跸路所经，所以并无常设行宫。这一次慈禧太后早就决定，顺道临幸保定，因而选定莲池书院，作为行宫。　　

　　莲池书院建于雍正十一年，原为元朝张柔莲花池故址，所以书院名为莲池。池上有临漪亭，又有君子亭、柳塘、西溪、北潭等等名目，本为保定的名胜，加以重兴土木，踵事增华，比起那些定制正中帝居，东面住皇后，西面住太后，“山”字或三座大屋，呆板无比的行宫来，自然大足流连了。　　

　　袁世凯办差，能胜得过盛宣怀的，就在这座行宫上头。特地委了两名能员，专门负责，一个是早在李鸿章生前，便跟袁世凯很接近的杨士骧，如今官居直隶按察使，一个是长芦盐运使汪瑞高。汪瑞高跟长芦盐商去要钱，杨士骧会花钱，他的祖辈杨殿邦做过漕运总督。“三世为官，方知穿衣吃饭”，杨士骧精于饮馔，所以伺候御膳，能博得慈禧太后极大的欢心。　　

　　一住三天，到得三月十四日黎明时分，袁世凯接到电报局派专差送来一封密电，译出来一看，道是荣禄已在半夜里溘然长逝了。　　

　　这是个等了已久的消息，袁世凯精神为之一振!但心里很乱，因为一下子从心底涌起许多即时要办的事。定一定神细想，找到了第一件该做的事，通知电报局，如有致军机处的密电，压到天色大亮以后再送，因为他要趁荣禄的噩耗尚未传开来以前，有所布置。　　

　　于是立即派人去请智囊杨士骧。而在此等待的一段时间中，他又已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密电北洋公所，即刻到荣府去襄办丧事；一件是向藩库提银二十万两，即刻就要，而且要银票。　　

　　也就是刚办了这两件事，杨士骧已奉召而至，直到签押房来见。袁世凯一面拿电报给他看，一面说道：“荣中堂过去了。”　　

　　杨士骧看完电报问说：“军机上还不知道这个消息?”　　

　　“已经告诉电报局压一压。”袁世凯问，“你看会不会有变化?”　　

　　“不会!”杨士骧很有把握地说，“如今最要紧的是，大老自己先要沉住气，切忌浮躁。”　　

　　袁世凯点点头又问：“上头召见，你看我应该怎么说？”　　

　　“不必说得太明显。”杨士骧想了一下又说，“甚至根本不参一议。”　　

　　“如果一定要问，非说不可呢?”　　

　　“只说，如今大政，不外两端，一是新政，一是外务。新政正在次第举办，外务如能益加开展，大局更有可为。皇太后、皇上用人之道，悬揣必以此二者为准。”　　

　　袁世凯深深点头。“这话很得体，”他说，“这个消息，不从我这里传出去，免得军机上有人说话。不过，大老那里，劳你驾，立刻去一趟，也不必提到这个消息。”　　

　　“那么去干什么呢?”　　

　　“请稍坐一坐，我再告诉你。”袁世凯唤来心腹家人，“你去催一催，藩库怎么还没有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