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青楼名妓与宋词 词是由诗发展而来的一种音乐文学，它上承于诗，下衍为曲，既有文学特征，又具音乐性，跟古代配乐的“乐府诗”可以歌唱是相类似的。所以词在宋代也曾被称为“乐府”，如苏轼的词集题名为《东坡乐府》、杨万里的词集题名为《诚斋乐府》等；而为了区别于古乐府，有时则称做“近体乐府”，如欧阳修的《欧阳文忠公集》中有词作三卷，题为“近体乐府”。另外，也有把词称为“乐章”的，如柳永的词集题名《乐章集》、洪适的词集题名为《盘洲乐章》等，从中可见它的音乐性质。 杨广像 关于词的起源，历来有种种说法，但词由民间转入士人手中，即被正式引入文坛，是经历了一个从所谓“俚俗”到“文雅”，从不多曲调到曲调繁多的过程的，其间青楼名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认为：词“本来是歌筵酒席之间，交给那些美丽的歌妓酒女去传唱的歌词，所写的是男女爱情相思离别的内容。”士人之作词，或应歌者之请，或为赠妓而作，且多以歌者作为词中抒情主人公，并由歌妓演唱士人赏听，从而完成整个创作演唱接受鉴赏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歌妓具有充当中介的条件，因此在词乐结合、词的传播、词的创作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词乐结合的中介 词是伴随隋唐燕乐的发展而兴起的，是一种诗乐结合的新型诗体。“词在最初的阶段，本与音乐发生密切的联系。他是一种合乐的给人歌唱的辞句。后来经许多人的创作开拓，内容日广，体制日繁，虽也有许多完全离开音乐而成为一种只是文学的作品，而词的音乐性并没有损伤，大部分的词都是可歌的。柳永、周邦彦、秦观的作品，固不必说，就是欧阳修、苏东坡的词，可歌的也还不少”（刘大年《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第71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两宋词集，或称“乐章”，或称“歌词”、“寓声乐府”、“近体乐府”、“歌曲”、“笛谱”等等，正可见它的音乐性质。因而，词的传播往往离不开好妓好歌喉的传唱。 歌妓也的确具有充当中介的条件，一是她们姿色出众，能够赏心悦目；二是她们歌舞娴熟，特别是对当时流行的燕乐新声的习练和掌握；三是她们与词人有着密切的关系，能够满足包括词人在内的士大夫所崇尚的生活情趣的需要。 (二)动态传播的主力 词的传播方式存在着两种基本的范式，即以书面文字为媒介的静态传播和以歌妓“唱词”为中介的动态传播。歌妓无疑是动态传播的主力，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即时传播，歌舞一体 宋代虽与外患相终始，但始终是沉溺于酣歌醉舞的氛围中，北宋的汴市，南宁的临安，为两个极度繁荣的大都市，在君臣上下奢侈淫靡的生活中，在文人学士挟妓唱词的浪漫中，在市民阶层享乐意识的盛行中，词的实用功能愈是广泛，词的动态传播愈是迅速，词人和作品也愈是增多了。 晏殊是宋初词坛的领袖。他的词，深思婉出，风韵绝传，一扫其台阁重臣的面孔，呈现着词人的真情本色。他有《珠玉词》一卷，约120余首。叶梦得《避暑录》说： 元献公性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每有嘉客必留。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稍阑，即罢遣歌乐，曰：汝曹呈艺已遍，吾当呈艺。乃具笔札，相与赋诗，率以为常。 他爱宾客，爱歌乐，他的珠玉一般的小词，就产生在这个酒后歌残的艺术浪漫的环境中。张先《碧牡丹》词曰：“步帐摇红绮。晓月堕，沈烟砌。缓拍香檀，唱彻伊家新制。”词中所写即是歌妓在晏珠招待张先的宴会上，歌唱晏殊新词的情景。 欧阳修在政事余暇，蓄妓听歌，宴饮游赏，享风流旖旎之乐，故创作亦多男女欢爱、春愁闺思，与花间词亦多相近。 北宋词人对花间词持欣赏态度，并积极模仿学习，加上晏殊、欧阳修等皆居朝廷要职，更扩大了花间词的传播范围和影响深度。它是通俗歌曲，曲辞俱美，加上歌妓的表情、动作、交际应变能力，还常以琵琶、笙、笛、拍板等乐器相伴，往往使“应酬”场合的唱词，歌舞一体，声情并茂，悦人耳目，接受者(受传者)得到感官上、精神上的享受。尹鹗《清平乐》词描写得便栩栩如生： 芳年妙妓，淡拂铅华翠，轻笑自然生百媚，争那尊前人意。酒倾琥珀杯时，更堪能唱新词，赠得王孙独处，断肠一搦腰肢。 听、观赏的传播方式，比之诵、读的传播方式，更具表现力和冲击力，更能感染观赏者，并可沟通作者和观赏者的感情交流。 杜牧像 |
创建时间：2006-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