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民国时代娼妓的畸形繁荣 娼妓众多，是民国社会特殊的一幕，也是民国社会病态的体现。1917年，英国社会学家甘博尔（S.D.Gamble)曾对世界八大城市的公娼人数与城市总人口的比率作过调查，其结果是世界八大城市中，公娼人数与城市总人口的比例以中国的上海、北京为最高。 民国时的广告画 30年代初，金仲华在《妇女问题的各方面》中说：“目前我国都市中娼妓的众多，是无可讳言的事实。在实行禁娼的地方，私娼特别多；在开放娼禁的地方，公私娼一样众多；而除去公私娼外，还有种种变相卖淫和以卖淫为副业的妇女，统计起来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大的数目。”1935年，罗琼在《娼妓在中国》一文中也论述道：“即使在业女工，往往因工资减少，不得不把卖淫当做副业。都市中间是这样，农村中间也因连年灾荒，农妇数量大增，单就上海一埠已有公私娼妓10万左右。南京私娼也有3000余人；北平因为迁都关系，妓女一度冷落，但至今尚有2000余人；汉口一市亦有1435人。” 据《申报年鉴》、《近代中国娼妓史料》等所载资料推算，自1948年至1949年5月，分布在全国的妓院约近万家，其中上海800余家，天津500余家，沈阳144家，长春60余家，保定26家，张家口32家，西安375家，厦门46家。在一些大城市，公娼、私娼数量与当地人口的比例在1∶150～200之间，比例相当大。因此，民国时期，娼妓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娼妓之业日兴，卖淫之风日炽，从繁华都市到乡间城镇，从东南沿海到边远省份，到处是艳帜高张，妓院林立。一位国民党大员甚至说“没有娼妓还成什么城市”!所以，也就有了“无妓不成市”的说法，实在是绝妙的讽刺。 清光绪庚子年(1900)以后，京师警察厅将内城妓院迁至城外，发照收捐，准其公开营业。当时经官方许可的妓院共有373家，计有：头等的78家；二等的100家；三等的172家；四等的23家。其中一等和二等多集中在前门外的八条胡同，故称为“八大胡同”。计有：韩家潭、石头胡同、胭脂胡同、百顺胡同、纱帽胡同、朱家胡同、博兴胡同、王广福斜街。这是比较普遍的一种说法。 民国时北京名妓杨翠喜 辛亥革命后，一批新上台的权贵们志得意满，姿意享乐，八大胡同的妓院成为他们经常出入的场所。同时，参众两院不公开的派系斗争、保皇派复辟帝制的幕后活动，也多在妓院进行，故当时有“两院一堂”的说法。 自民国元年至五四运动以前，妓院在八大胡同附近又有了相当的发展，社会上曾流行过“王蔡朱百柳，石广火燕纱”的说法，总括了前门外十条妓院集中的胡同，北京公娼呈逐年增长趋势。1918年，北京公娼为3880人，私娼大约7000人。 民初北京名妓王喜凤 天津是水陆码头，通商大埠，《辛丑条约》签定后，有九个国家相继在天津强占租界。其中妓风最盛的是法租界、日租界。 法租界当局最初在三义里及大庆里开辟娼寮区，设妓院百余家，并划定大庆里的妓院专门接待中国嫖客，三义里的妓院专门接待外国水手与大兵。当时，驻在天津的法、美、英、意等国的大兵都来此寻欢作乐、酗酒斗殴。1926年法租界取消娼寮区后，妓女们摇身一变成了“饭店小姐”，实际上是暗娼。这些“饭店小姐”自抬身份，很讲“派头”和“排场”，大体可分为三等。较高一级的，分散在惠中饭店、国民饭店、交通旅馆、北辰饭店、巴黎饭店、世界饭店、国际饭店；其次的，分散在颐和园饭店、佛照楼旅馆；再次的，是住在长发栈等较差的旅馆。此风一开，饭店、旅馆顿时生意兴旺，天津劝业场一带遂有了“小巴黎”之称。据统计，至1943年10月，法租界领取执照的此等“饭店小姐”妓女已达2667人。 哈尔滨的中国娼妓业产生于1906年，分布在道外区一隅。这种分布是以三大“窑区”的形式出现的，即1906年出现的第一个“窑区”桃花巷；1914年至1915年出现的第二个“窑区”道外码头一带；1917年末出现的第三个“窑区”荟芳里。 1916年6月4日《中东报》载“道外妓女……本年详细调查之数1500余。”这个数字仅指桃花巷的妓女人数。从1919年开始，在“荟芳里”的周围又建成了在栋拐把式两层楼房，使“荟芳里”形成了一个占地面积近一万平方米的圆圈状建筑群落。据1919年11月18日《中东报》载，当年夏季来这里操“皮肉生意”的妓女，曾达到过2500人之多。如将桃花巷，道外码头明暗娼加上，1919年哈尔滨鼎盛时期的中国妓女至少在5000至6000人左右。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衡阳市场呈现畸形繁荣，富商巨贾，政客豪绅，云集于此，故青楼、妓院便应运激增，以满足他们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 名妓关盼盼 衡阳的花街柳巷，集中在城中心市区。当时东西、南北几条路线，纵横交错。堂班(一等妓院)多分布在清泰街、九角巷、三眼井、陆家苑、观王庙、上长街一带。堂班的妓女一二十人不等，其中龟头鸨婆的亲生女称“本家姑娘”，有亲生父母而被迫入堂班的，称“搭班姑娘”。“本家姑娘”和龟头收养的妓女，收入全部归龟头。“搭班姑娘”的收入，拆三成归其生父母，其余七成归龟头。一、二等妓女中，凡尚未失身的叫“清倌人”，其余都叫“封倌人”。“清倌人”第一次留宿客人，叫做“挂衣”或“点红烛”。一个“清倌人”“挂衣”，堂班收入，在1000银元以上。照例留宿三至七夜。这是龟头、老鸨榨取钱财的主要形式之一。 广东人称妓女为“老举”，或民国时代统称妓院为“老举寨”。按其气派的豪华或简陋，妓院共分为十级。大致分为：最豪华的一类，称为大寨；其次为半私明(俗称半掩门)；其三为二四寨，按收费多寡为分三级；其四为打炮寨，亦分三级；以下还有“讲古寮”等等名称。 大寨的妓女通称“唱脚”，多是由老鸨们按照业务要求，精心培养出来的。比如教她们读书、学唱，凡是应酬上层社会嫖客需要的手段如琴、棋、诗、画等，都尽可能让她们学到手；举止、仪态也经过特殊的训练。她们的肌肤娇嫩，骨骼柔软，姿色动人。所以，出入大寨的嫖客，多属军阀、官僚、豪绅、巨贾等有权有势之人。他们“出毛巾”、“探房”、“摆房”，甚至“打通厅”(即筵开数席至数十席，同时开许多个厅)、“打全骰”(把全体嫖客叫来陪酒的妓女的开销都包下来)，出手极其阔绰。 民初沪妓花四宝 半私明的陈设仿如住家，亦相当豪华。半私明的老鸨除自己蓄妓卖淫外，还为那些在家庭内对性生活得不到满足的巨贾姨太、小妾作淫媒、拉皮条，寻求性的刺激。 二四寨和打炮寨都是以中、下层社会的嫖客为营业对象，一经付钱即可与妓女发生性的关系，因此妓女们日夜都须接客。有的妓女在一昼夜之内，被迫接客达二三十人之多。 1926年广州市社会局调查，全市登记注册的妓寨有131间，内有妓艇69只，公娼1362人，其中，上乘寨70间，妓女761人；中乘寨42间，妓女486人；下乘寨16间，妓女115人。此外还有未登记的私娼约2600人。据1948年3月广州市政府统计，全市私娼约七八千人，但实际数字远不止这些。 |
创建时间：2006-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