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清朝私妓的鼎盛时期 清初朝廷对官吏士人狎娼嫖妓有严格禁止的规定：凡文武官吏，宿娼者杖八十(挟妓饮酒，亦在此例)。媒合人减一等。监生生员……狎妓赌博者，问发为民，褫革治以应得之罪。时至晚清，此类规定名存实亡，官府之人狎妓青楼优游宴饮遂成时尚。 雍正年间，私妓尚不敢肆无忌惮，基本上还是半隐蔽半公开的方式出卖色相。至乾隆中叶，民间的青楼妓院，遂又公然悬牌招客矣。而仍以苏州、扬州、南京、广东一带为最盛，唯聚散无时，居无定所，一逢禁令，倏焉四散；禁令稍弛，又悄然而出，营业如故。姚燮曾对这种“游击战现象”作过深入的社会分析：“守土之令，忧虑风俗，思荡剔而扫除之，而邸将舆之流，姑息于外；调猱庙客之辈，卫蔽于中，皆赖诸院饱啖以浆分润其橐者。一令未下，闻信如矢，键门寂炘，相戒止哗，役吏反牌。以遁逸为报，而重帏复壁中，故依然扬斝荐衾，事事仍昔。安土者知其故，因之易装改服，密自防稽，幸获其一，罔补于政，益增弊端。且自慕僚丁随以下，多以行门狭巷，为陶心息足之地。近蔽未明，求诸迂远，适贻笑路人”(姚燮《石洲春语》下)。嘉庆、道光年间，各地私妓竟公然各立门户，麟次而居，或倚门迎客，或招摇过市。咸丰年间的北京，“妓风大帜。胭脂、石头等胡同，家悬纱灯，门揭红帖，每过午，香车络绎，游客如云。呼酒送客之声，彻夜震耳。士大夫相习成风，恬不为怪，身败名裂，且有因之褫官者”(《清稗类钞》第十一册)。同治皇帝本人就是一个寻花问柳的惯手，他经常微服出行，遍游各种娼寮、妓院、酒肆、茶楼，最后染上梅毒而死(王元生《述庵秘录》)。清末的娼馆妓院，绝大多数又兼营鸦片，双重的腐败力量迅速侵蚀了清廷官场乃至整个社会。 南京自古以来便为风流薮泽，乾隆中叶后，随着封建政治的腐朽，政权控制能力的下降，城市经济的发展，豪华奢侈之风的刺激，私妓业不仅恢复了旧观，而且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珠泉居士《续板桥杂记》载：“闻之金陵父老云，秦淮河房，向为妓者所居，屈指不过数家。开宴延宾，亦不恒有。自十余年来，户户皆花，家家是玉，冶游遂无虚日。丙申丁酉(乾隆四十一二年间)夏间尤甚。由南门桥迄东水关，灯火游船，街尾蟠旋，不睹寸澜。河亭上下，照耀如昼，诸名姬家，广筵长席，日午至酉夜，座客常满，樽酒不空。大约一日之间，千金靡费，真风流薮泽，烟月之作坊也。”不仅如此，私妓们还拉帮结派，“俗称本地者曰‘本帮’，来自姑苏者曰‘苏帮’，来自淮扬者曰‘扬帮’。虽其中妍媸各别，而芬芳罗绮，嘹亮笙歌，皆足使裙屐少年迷魂荡志也。” 王蜀宫妓图（明.唐寅） 扬州猎粉渔脂，浸成风气。有些老鸨，蓄养女娃，教以琵琶丝竹，粗鲜呕唱，即令倚门。李斗《扬州画舫录》载：“歌喉清丽，技艺可传”的名妓赵大官、巧官、小脚陈三官、麻油王二官等即达五十余人。城中的娼楼妓院，集中在小秦淮自龙头关至天宁门水关的夹河两岸，栉比鳞次，斗艳争奇。妓舟齐出，罗帷翠幕，绸叠围绕，有“佳话湖山要美人”之誉。 广州的私妓业也很盛，其中花样翻新颇负艳名的是所谓“珠江花舫”。谷埠花舫为上乘。艇肚住妓女，各有房舱，名叫“白鸽笼”。艇面有前厅、尾厅。舵尾有房，叫“柜底房”。 前厅、尾厅为宴客之所，陈设华丽。花舫一字排连，两行排列，中间距离三丈有余，可容“沙艇”往来。花舫外泊“紫洞艇”数十只，大的紫洞艇有内外厅，隔以锦帐，陈设讲究，艇头旋转睡椅、圆桌，以备游客纳凉或赏月之用。谷埠艇大小不下三百余艘，有上中下三档之分。下档最佳，上档次之，中档为“姻艇”。妓女以姻艇为“阳台”，招揽、勾诱嫖客，先在广州或江面冶游调情嬉耍，再载到谷埠花舫饮酒嫖宿。据说这个花样一出，令嫖客们颇受刺激叹为观止。不过也有例外的，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久闻广东珠娘之丽，余至广州，诸戚友招饮花船，所见绝无佳者，故有‘青唇吹火拖鞋出，难近都如鬼手馨’之句。相传潮州蓬船人物殊胜，犹未信也。”可见他对粤妓的评价不高。然而令老爷子颇为尴尬的是，其孙袁翔甫在《沪北竹枝词·咏粤妓》中则说： 轻绡帕首玉生香，共识侬家是五羊。 联袂拖鞋何处去，肤圆两足白于霜。 袁翔甫的嫖妓虽是祖传，但对粤妓的评价却与乃祖大相径庭，真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
创建时间：2006-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