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妓的抑制时期 隋朝虽然是个短命王朝，但却保留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蓄养家妓的习尚。《隋书·杨素传》说他“家僮数千，后庭妓妾曳罗绮者以千数，第宅华侈，制拟宫禁。”《隋书·字文述传》载：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后房妓妾百余人。”隋初立有战功的武将，皇帝除加封晋爵外，还赐妓女、女乐作为奖赏。如越国公杨素“风气陈主妹及女妓十四人”，“(杨)谅之妓妾二十人”(《册府元龟》卷三八三)；宋国公贺若弼“赐女乐二部”(《隋书·贺若弼传》)；右武卫大将军窦荣定是隋文帝杨坚姊夫，因率九总管入大漠击突厥有功，“赐西凉女乐一部”、“吴乐一部”(《隋书·窦荣定传》)；左武卫将军樊子盖因征辽东有功，进爵济公，“赐女乐五十人”(《隋书·樊子盖传》)；又如左骁卫将军董纯、右武卫大将军李景、上大将军杨义臣均因战功显赫，而赐“女妓十人”。 唐宫装妇女（唐.佚名） 隋炀帝设立教坊，其目的在于广纳歌舞艺人，纵情声色。但此御用机构正式开张之后，女乐受其管理，官妓开始兴盛，贵族、官吏在外嫖妓颇为便利，客观上对家妓蓄养之风起到了一定的阻抑作用。 唐代有关家妓蓄养的情况，不绝史书。有关家妓的称谓，也不尽相同，有“女乐”、“歌舞人”，有“音声人”、“侍姬”等。裴鉶《昆仑奴》描写大历年间(766—779)一等勋臣郭子仪家中竟有“十院歌妓”。《太平广记》卷二七三载：李愿为刑部尚书时，家有“女妓百余人”。《全唐诗话》云：长庆二年(822)李逢吉为兵部尚书时，有“姬四十余人”。《钗小志》曰：大和九年(835)郑注迁工部尚书，充翰林学士，家有“姬妾百余”。除去这些贵族官僚外，富商大贾也不例外。如长安富户孙逢年家中，“妓妾曳绮者二百余人”(《云仙杂记》卷八)。 唐朝的文人也大多热衷于此道，故唐诗中也经常有咏及家妓的诗名。白居易曾携家妓与牛家妓乐合宴联欢，好不风流，诗人诗兴大发： 玉管清弦声旖旎，翠钗红袖坐参差。 两家合奏洞房夜，八月连阴秋雨时。 歌脸有情凝睇久，舞腰无力转裙迟。 人间欢乐无过此，上界西方即不知。 (《与牛家妓乐雨后合宴》) 司空睹生性风流，家蓄散花仙子、美妓霓裳，过着“小红低唱我吹箫”的富贵生活。岂料“白发红颜未了情”，自个就年老体病、万般无奈只好将家妓转让。豁达之余赋诗一首，既是惋惜，又是感叹： 万事伤心在目前，一身垂泪对花筵。 黄金用尽教歌舞，留与他人乐少年。 (《病中嫁女妓》) 家妓大多是由买卖、赠送、转让等途径而来，也有的完全是被强夺来的。武则天时，左司郎中乔知之有家妓窈娘，色艺冠绝，朝野闻名，“知之宠之，为之不婚”。梁王武延嗣垂涎已久，竟强行夺去。乔知之思念不已，痛愤成疾。窈娘知悉，泣泪成血，遂暗中请人传诗给他，“百年离别在高楼，一代红颜为君尽”。随后，投井自杀。武延嗣迁怒于乔知之，将他诬陷下狱而死(《朝野佥载》卷二)。此例一；李逢吉闻刘禹锡“有妓善歌，时称尤物”，便阴谋夺之。一日，他在中堂前摆宴，邀刘禹锡与朝中几个大臣赴宴。宾客各携宠妓，如期云集。酒足饭饱，李逢吉却扣住刘禹锡的爱妓不放，众人“倾都惊异，无敢言者”。刘禹锡计无所出，忍气吞声，回家作诗一首致李，请将家妓放还。第二天，刘禹锡约了几个朋友前去拜谒，李逢吉“相见如常”，含笑曰：“好诗，大好诗!”可就是不放人。众人目瞪口呆，黯然而退。刘禹锡无可奈何，遂愤懑而作《怀妓四首》，其中有“凤得新巢有去心”、“虽有生离死一般”等句(《太平广记》卷二七三)。此例二；宁王李宪家有宠妓数十人皆姿色出众，可他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仍不知足，偏又看中了邻近卖饼师傅的漂亮老婆，遂强夺进府。一年之后，忽问她：“汝复忆饼师否?”她默然不语。宁王良心受到谴责，遂将饼师召来，让他们夫妻相见。当时在座客人见这夫妻俩抱头痛哭，无不为之凄然。宁王令诸文士以此事为题赋诗吟咏，王维才思敏捷，先成一首曰：“莫以今时宠，宁忘昔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本事诗·情感》)随后，宁王便放她回家与丈夫团圆。先仗势欺人、强霸民妻，后咏诗消遣、物归原主，宁王的冷酷阴险、沽名钓誉“异于禽兽者几希”。此例三。 互相抢夺家妓，肆意虐待家妓，甚至争风吃醋、摧残致死家妓，在唐朝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以致变成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这一社会问题，朝廷并非放任自流，而是依据官员品级的高低作出明确规定。《唐会要》卷三十四载：神龙二年(706)九月唐中宗李显下诏：“三品以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已上，女乐不过三人。”天宝二年(743)九月二日，唐玄宗又再次下诏：“五品已上正员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听当家畜丝竹，以展欢娱。”《旧唐书·职官志》、《唐六典》，也均有类似的记载。 宫娥梳髻图（清.改琦） |
创建时间：2006-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