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因争豪斗富杀家妓取乐者有之　　

　　西晋时，新贵石崇和世家贵族王恺争豪斗富，发展到竞相杀人以助兴取乐的地步。王恺请豪客到他家饮酒，使家妓吹笛助兴，家妓吹笛时稍微走了点声韵，王恺立即叫人将她拉出去打死，席上一座改容，而王恺却依然谈笑风生。石崇更变本加厉，草菅人命。《世说新语·汰侈》载：“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宴，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沈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大将军王敦为激怒石崇，每当美人向他劝酒时故意不饮，石崇一气之下，竟在酒席上连续杀了三个行酒家妓，如此残恶，令人发指。　　

　　石崇放浪形骸，赏玩家妓的方法也古怪离奇。他常常挑选容颜相近、服饰相同的前妓侍立两侧，身上分别佩带雕玉龙珮和溶金凤钗，召唤她们时不呼姓名，而依听龙珮声和看凤钗色，玉声轻靠前，金色艳者居后，以此分辨美女，决定美色家妓进出的顺序。又如，他将沉香末撒在象牙床上，让妓妾上床践踏，倘若沉香末上没有留下脚印，便赐给珍珠百粒；倘若沉香末上踏有脚印，即令其节食减肥，以示惩罚。　　

　　石崇在众多的家妓中最宠爱的是绿珠，然而因争夺绿珠，他却丢了性命。《晋书·石崇传》载：“石崇有妓绿珠，美而工舞，孙秀使人求焉。使者以告崇，崇出妓妾数十人曰：‘任所择’。使者曰：‘受旨索绿珠’。崇曰：‘绿珠吾所爱重，不可得也。’使者还告秀，秀劝赵王伦杀之。”孙秀恼羞成怒，遂告发石崇结党齐王司马冏图谋不轨，赵王司马伦遂发兵围捕石崇。结果强权战胜了富豪，绿珠被迫跳楼自杀，石崇也终遭斩首弃市之报应。　　

　　(9)因蓄养家妓追赶时髦而不管母亲寒苦者有之　　

　　本来狎玩家妓是贵族官僚有钱人家的专利，可流风所及，一些文人士子不管家境状况如何，也寻找感官的烈性刺激，仿效这种生活方式。刘宋时的范晔是最典型的例子。《宋书·范晔传》载：“家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妓妾亦盛饰。母止住单巷，唯有一厨，盛樵采，子弟冬无被，叔父单布衣。”为了日夜风流，却不管年迈母亲和幼小子女的死活，留了一个坏名声，遭千年唾骂。　　

　　蓄妓赏妓、放荡不羁，是魏晋南北朝文人士子们自命风流的标志，不仅仅是为了享乐，而且被视为一种审美的境界。他们不拘礼制，为所欲为，“借客马追婢，与婢累骑而归”(《晋书·阮籍传》)，甚至“相互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晋书·五行志》)。《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的王隐《晋书》说：“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这些中朝名士谈理兴学不及前贤，但饮酒放诞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此一时期的“酒徒”、“酒鬼”、“色癖”、“色狂”达到盛况空前的地步。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觉醒与性的觉醒，既有思想上、哲学上高度进步的一面，也确有社会政治上消极、颓丧、淫靡、腐败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