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营妓院”与“莲台仙会” 明朝洪武初年，朱元璋建都金陵，在秦淮河畔设置“国营妓院”，称大院，后称旧院。刘辰《国初事迹》云：“太祖立富乐院，令礼房王迪管领，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乐府。禁文武官吏及舍人，不许入院。只容商贾出入院内。”富乐院初设在乾道桥，后因大火移置至武定桥。朱元璋曾亲自为大院题对联： 上联： 此地有佳山佳水，佳风佳月； 更兼有佳人佳事，添千秋佳语； 下联： 世间多痴男痴女，痴心痴梦； 况复多痴情痴意，是几辈痴人。 洪武中叶，朝廷又开办了一系列“国营妓院”，有著名的十六楼(一说十四楼)，遍布于南京各处的通衢闹市，其名曰：来宾、重译、清江、石城、鹤鸣、醉仙、集贤、讴歌、鼓腹、轻烟、淡粉、梅妍、翠柳、南市、北市，内设官妓，供官僚士大夫猜拳行令、点歌赏舞。《画舫余潭》记：“花月春风十四楼，轻烟淡粉十三楼。十四、十三，论者不一，皆洪武初，建于郡城内外，置官妓以安行旅者也。” 在洪武、永乐年间，朝廷召妓侑酒，习以为常，官妓制度仍然盛行。《野获编》中“建酒楼”条云，楼建成后，朱元璋“诏赐文武百官钞，命宴于醉仙楼，而五楼则专以处侑酒歌妓者。”定正《书传会通》成，朱元璋“以修书巨典，而令之歌馆为欢”。一个入京侍选的士子，参加游宴后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诏出金钱送酒炉，绮楼盛会集文儒。 江头鱼藻新开宴，苑外莺花又赐铺。 赵女酒翻歌扇湿，燕姬香袭舞裙行。 秀筵莫道知多少，司马能琴绝代无。 皇帝亲自决定建造酒楼妓馆，又亲自批钱给官员们去游乐，这实在是一大奇观。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刘辰的《国初事迹》记载了当时有一个名叫马合谋的官员去富乐院嫖娼，事情败露后，明太祖对他进行了严厉惩处，同时又推而广之，惩办了相当数量的官员。禁止官吏嫖娼，其目的是防止贪财、贪色、吏治腐败；允许富乐院合法地存在、并向公众开放，又是为了搞活经济、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显然，这是一把双刃利剑，矛盾的做法自然不可能收到淳风俗、美教化、正人伦的效果。侯甸《西椎野记》云：“时虽法度严密，然有官妓，诸司每朝退，相率饮于楼，咏歌侑酒，以谋斯须之欢，以朝无禁令故也。”此则史料，无疑是朱元璋时代真实生活的写照。洪武二十一年(1388)，中书庶吉士解缙上封事万言：“太常非俗乐之所肆，官妓非人道之所为。禁绝娼优，易置寺阉。”朱元璋没有采纳建议，一直到死他依然在两难选择中不能自拔。 建文帝是一个短命的皇帝，在位仅三年时间。然而，“是时朝臣退食，俱得拥娥黛为娱；则灯楼之盛，大为奇艳。”官妓依然艳丽。朱棣夺得皇帝位后，在永乐七年(1409)正月十一日下诏称：“今年上元节正月十一日至二十日，这几日官人每都与节假，著他闲暇休息，不奏事。有要紧的事，明白写了封进来。民间放灯，从他饮酒作乐快活，兵马司都不禁。夜巡著不再搅扰生事，永为定例。”(《野获编》补遗卷三)有皇帝老儿的“皇恩浩荡”，秦淮河烟火更亮，风流盛极一时。 虢国夫人游春图（清.任熊） 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称京师，而称南京为留都，其后，南北二都各立教坊，北有东西两院，南有十六楼(或十四楼)，故有“北地胭脂，南朝金粉”之说。到了明朝中叶，“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明史》卷一五一《刘观传》)，更有甚者，官吏下朝之后“漫至淫放，解带盘薄，牙牌累累悬于窗槅，竟日喧呶，政多废弛”(侯甸《西樵野记》)。如此颓废之风，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时任通政使的顾佐率先上疏朝廷请求革除官妓。宣德三年(1428)，明宣宗朱瞻基采纳顾佐奏议，下令禁革官妓。在诏令颁发的同时，明宣宗又擢顾佐为右都御史，专门主持整饬风宪，颇有革除弊症之姿态。 综合现在掌据的史料分析，明宣德三年革除的只是由国家直接经营管理的“国营妓院”和地方官妓，并非整个官妓制度。而这些“国营妓院，也并不是裁撤迁散或关停并转，不过是由国家直接经营改为间接(收税)管理罢了。套句眼下的时髦俗语，就是推向市场，让其自行发展。或许由于纠弹考查的严厉以及其时政治中心的北迁，或许是不适应市场激烈的竞争，到了万历年间，除南市尚存外，其余的“国营妓院”都“化为废井荒池”，徒资凭吊了。真所谓“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曾经喧闹一时的十六楼，已是明日黄花，一片凋零。 尽管明朝的官妓呈衰微态势，但明朝的官妓制度依然延续发展。具体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京师有“教坊”，郡县有“乐户”；第二，朝廷实行宏观控制，通过注籍收税间接管理“市妓”；第三，官吏狎娼有禁，而缙绅家居为例外。 |
创建时间：2006-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