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始社会，人们想像中的神灵是贪恋美色的。为了满足神灵的这一欲望，人们只得以美色去娱乐它们。诱以美色的方式有二：一是以美女做牺牲，用沉河或烧死的方法，使她们的灵魂去作神灵的妻妾；二是用绝色女巫去取悦神灵。　　

　　以歌舞娱神，只满足了神的视觉感官，满足不了神的情欲，还得有一种能够以身祀神的女子，去做神的情人。于是，女巫应运而生。　　

　　女巫既能够以身祀神，又能够把神的喜怒哀乐告诉人间，所以便成了人神之间的媒介。女巫大多为能歌善舞，巧言利舌，倩笑美盼，风情万种的有姿色女子，她们甚或以裸体祭祀来取悦神灵。1981年11月，浙江绍兴出土的越人墓中有一青铜神庙模型，庙中的祭师及女巫均为裸体。“考古发掘出的长江流域的文物，往往出现女巫裸体歌舞祭祀的场面。如此种种，都说明傩文化曾有过裸祭的历史。”（林河《〈九河〉与沅湘民俗》第93页，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0年7月版。）　　

　　女上位春宫图（清代）　　

　　神是人们按人间的模式创造的。从现有资料来看：凡以美女作牺牲、裸祭媚神的历史记录，都发生在男神时代。显然，神就是男性。如何才能使神真正享用美女的艳情呢?女巫们便用与男子交合的方法把自己的才色奉献给神。这就有了郑国溱洧“禊礼”上的男女“尽情戏谑欢会”，有了齐国川闾祭会上的“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堂上烛灭，罗襦襟解”，也有了屈原笔下山鬼在风雨之夜等待情人，也就有了宋玉幻想中的神女与楚王的朝云暮雨了。女巫与男人在祭礼上交合以通神，这便是《尚书·伊训》中所说的：“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有殉于色货，恒游于激畋，时谓‘淫风’。”《晋书·夏统传》更记载了女巫章丹、陈珠二人在夏统家祭祀先人时，与夏统的从兄弟等人“纵奢淫之行，乱男女之礼，破贞高之节。”从某种意义上说，唐以前是“神妓文化”的时代，至唐代才开始转变为“人妓文化”。周穆王与西王母，楚王梦高唐，直至曹植《洛神赋》中宓妃的“解玉佩以要之”，都可以看作是“神妓文化”的产物。　　

　　明代宫中图卷局部（明.杜堇）　　

　　江晓原指出：“据我看来，王说未必全谬，武说却明显失于武断——巫娼在中国社会中的痕迹，直到明朝还存在。”他举了《中国志》(又译《中国纪行》)为据。中亚商人赛义德·阿里—阿克伯·契达伊曾在中国生活过若干年，于公元1516年作《中国志》一书，记述他在明朝前期中国社会中的见闻。其书第十一章“中国的娼妓”中，用了大量篇幅描述明代令妓女集体祈雨的情形：　　

　　祈求丰收是这些圣役者(Hiérodule,注意这个措辞明显提示了妓女们与古时圣娼的渊源关系!)的日常事务。……当雨露迟迟未降时，皇帝便诏令进行公众祈雨以改变天时。这些祈求丰收的活动就是勾栏女子们的事，她们组成长长的队伍前往寺院中去。在出发前往那里之前，她们向其女侍及朋友们呼喊令人心碎的诀别，甚至还要作出遗嘱。……如果上天毫不怜悯她们并且不使她们的祈祷如愿以偿，那末她们就必然被投入大牢，即使她们成千上万也罢。她们然后再从牢中走向断头台，即按照事先强加给她们的条件行事。　　

　　帝王临幸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