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事件使一度的文化热戛然而终，文学，历史，哲学仓皇的逃离了现场，留下了一片空白。然而，当1992年中国重新启动、并在经济改革上采取了比1980年代更为“激进”的措施时，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突然的降临了。海南，下海，股票，市场这些崭新的概念成了中国话语场上的新宠儿，市场拜物教迅速地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了。文化，文学，历史，哲学这些一度风光无限的概念没有在新的话语场中取得位置，只落到了沦为边缘。即使曾经在1980年代深情讴歌过市场的人，也不得不惊讶地发现，他们已不再是热点了，人们再也不会相信文化，传统这些大而无用的说教的东西了，他们需要的只是如何学会以最快的速度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里一夜之间变成暴发户。新的偶像不再是作家，诗人和著名的哲学家了，而是那些通过鸡鸣狗盗的方式暴富了的人们。

　　不甘寂寞的知识分子们曾经面对市场试图发出自己的反抗声音，但热闹的“人文精神讨论”并未挽回败局。到头来，知识分子们不得不承认他，他们留下的只是一个苍白的手势，证明了的只是他们的惊惶失措。这个事件本身的过程便是一个最好的注脚：热闹只局限于知识分子内部，并未引起太多的社会关注。仅仅几年后，当“悲壮已成往事”时，更让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来自英国的年轻人，没有任何名分，只是靠了一些毫无根据的数字炮制出来的富豪排行榜竟连年引起媒体的轰动。在有些人眼里一向被视为知识分子的记者也像追星族一样跟在这些新的偶像后面大呼小叫，提一些傻忽忽的问题。而在所有被称为媒体的地方，所有的商业广告都不遗余力地渲染着一种“成功人士”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了重大新闻。

　　是的，那些依旧心怀革命的人们无奈的悲叹道：革命死了。哀莫大于心死。革命不仅在形式上，在书斋里的理论上，更重要的是在人们的心里，的的确确的死了。知识经济，全球化，信息时代，这些新概念的隆重登场总能吸引来人们的阵阵尖叫；知识分子们已经无须再遮遮掩掩了，他们在各种场合都摆出一副热情讴歌和大胆畅想的样子，为人们论证和解释着这些概念，告诉凡夫俗子们未来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的。上海的作家们则集体地怀念起那个暧昧的、身份不明的、灯光昏暗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时代的上海了。包身工被换成了歌女，政治势力角逐换成了商场风云，工人罢工换成了各种PARTY，而鲁迅则悄悄的被换成了张爱玲。革命的上海，封建的上海被告别了，而代之以一个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上海。周璇，夹生的英语，上流社会的沙龙成了上海的标志。而且，这暧昧的上海被众口一词的指认为“真实的上海”。“大上海”，“夜上海”，“上海滩”，“十里洋场”这些像闪烁的霓虹灯一样闪烁着的字眼代替了那个“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上海。北京也流行起了八旗子弟们的生活方式和油腔滑调。热中于现代性问题的人们像发现了一个新保障一样，左看右看，上下端详，惟恐有一个地方被遗漏。

　　临近世纪末时，中国出现了两本一度十分畅销并成为文化热点的书，一个是《现代化的陷阱》，一个是《格调》。而《格调》的英文版题目却是CLASS。换言之，这两本内容、趣味、读者群都大像迥异的书都提示或暗示了一个问题，中国已不再只有一副面孔，它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面孔，贫富差距在拉大，阶级分化在加速。下岗工人与民营企业家，财富人生与悲惨生活，棚户区与高尚别墅，一面被遮蔽，一面被渲染，被渲染的这一面成就了中国1990年代的新意识形态，成就了“半张脸的神话”。

　　在今天的语境中。意识形态这个词语也许是复杂的，正因其复杂，所以才让人觉得危险。我们无法判认，究竟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是意识性，还是“半张脸的神话”，“市场拜物教”才是意识形态。更奇怪的是，在许多情况下，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往往最热中于为“市场拜物教”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对大多数人来说，官方的马克思主义说教与“半张脸的神话”、“市场”并存共生，能够和平共处，相安无事。马克思主义天然的批判力就被这样奇怪而复杂的现实消解掉了。正如广场的内涵被从政治意义转换成为大型商场一样，表面的词语丝毫未变，而实质内容已经面目全非了。世纪之交刚过，人们就迫不及待的要求“结束20世纪荒唐的仇富运动”，“让民营企业家参政”，让中国完全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而这一切，没有1990年代以来日益活跃的媒体就无法完成。文化的政治成了政治的文化。

　　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承认，所有这些扬富抑贫的文学、新闻、舆论和道德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么，我们就必须反问，它是属于哪个阶级的，它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姿态和立场？首先必须确认，意识形态变化与社会权势转移密切相关，它从来只反映在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志和诉求，它是权力在精神领域的投影。就具体的1990年代中国而言，政治权势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变得复杂爱了，原来的官僚集团独自掌握一切权力的状态渐渐被打破了，在社会、文化领域，资本渗入与扩散得非常快。就媒体而言，一方面他，呵在政治上仍然受到严密的控制，但在生活方式的宣扬与塑造上，它完全服从以广告和其它形式渗入的资本。因为，1990年代的意识形态在现实层面上——而非官方说教的层面上——同时受到官僚集团与新兴资本力量的共同掌控：政治权力迫使其服从于自己的政治意图，资本则利用它为人们制造新的欲望和商业机会。对于大多数文化受众而言，他们无法辨认与抵制这种文化工业的制成品，因此潜移默化的受到影响。即使毛泽东像章和革命歌曲的重新流行也是商业主导文化的一个有效证明，世纪之交出现的《切？格瓦拉》所张扬的理想主义能够取得巨大社会反响的主要原因也是商业。编导人员们充分地理解和把握了这种生存状态下人们的心理需求，所以才有“革命就是要狠狠做秀”这样的新格言。

　　但是，革命不仅曾经是文化的主题，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它的出现和发展需要人们意识到商业时代里文化的苍白和乏味，并勇敢的反抗，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一种全新的充满活力的文化。而对相信传统的人来说，必须使他们意识到所有的传统都是人创造出来的，近一百年来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传统不是别的，正是革命在“革命死了”和“革命万岁”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声音中破浪前行。

　　文化就是人们的生活方式，革命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文化。告别了革命的文化是毫无生气的伪装的生活情趣。革命的复活意味着真正的伟大的生活方式的复活，意味着对一切布尔乔亚式的文化伪装的扬弃。

　　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2003年10月到11月12日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