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马克思

　　把革命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

　　——恩格斯

　　一

　　一个幽灵，告别革命的幽灵，在中国徘徊；一个声音，告别革命的声音，在中国回响。

　　看一看下面这些话吧：

　　孙中山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乱臣贼子，辛亥革命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悲剧，打断了中国的宪政之路；

　　毛泽东是李自成加秦始皇，中国革命根本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是日本的侵略给了中国革命成功的机会；

　　1968年5月那些流在巴黎街道上的鲜血是革命的太阳在历史的天空下投下的最后一抹晚霞；

　　……

　　所有这些对革命的恨声咒骂和痛心疾首的抱怨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马克思主义是垃圾！因为在他们看来，不是统治阶级的压迫把被统治阶级逼上了梁山，而是马克思主义这个可恶的幽灵蛊惑了人心，使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成了一部革命的历史。在他们眼里，甚至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不应归咎于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而应有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负责。因此，在他们看来，“打倒马克思主义”就等于终结了一切革命，把革命的幽灵封锁在了桫椤们的瓶子里。在他们的意识里，马克思主义不是风车，而他们也不是堂？吉可德；马克思主义是歇脚，而他们正是拯救世界的英雄。他们以为，他们所反抗的是“人民公敌”，他们觉得，自己高尚而英勇的牺牲和反抗是为了民主和自由。而革命，正是革命才导致了今天的一切不合理；只要否定了革命的历史意义，现在的一切就会像世贸大厦一样自然坍塌，一个崭新的中国将会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一样突然出现在大地上。“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而得到这些所需要付出的成本竟然是如此之低，只需要完成一场“书斋里的革命”：告别革命。

　　首先是一位曾在1980年代被称为年轻人的“四大精神导师”之一的哲学家用这一充满市场诱惑力的标题作为一本他的新书的封面，而这本书既不是文学作品，也不是严谨的学术著作，它的内容不过是两个人的对话而已，甚至都不能称为对话，而应称为闲聊。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感谢该死的出版审查制度，这本将成为1990年代中国思想史事件的书并未在中国大陆出版，仅仅是在国外出版发行了。但即使如此，它仍然有效的饮泣了中国思想界的轰动。它的内容本身已经不重要了，仅仅是它的标题，就足以让许多人兴奋的跳起来了。正如《皇帝的新装》里那些围观者一样，他们都看到皇帝没穿衣服，却出于各种考虑，并未白纸黑字的公开表达，而这位哲学家就像那个少不更事的小孩子一样，却就这样喊出来了。多么简单，却又多么有力！

　　1990年代的中国早已不是20多年前的那个中国了，所有的东西都只能在形式上被禁止，但谁也无法它不会以私下交流的方式进入。于是，这个已经无须任何论证即可自然成立的命题开始在中国流传，它的传播速度显然是瘟疫所无法比拟的。只几年的，人们都心悦诚服的接受了那个著名的说法：“中国千万不能乱。”

　　于是，教授先生们说：告别革命，中国不能乱；民主人士们说；告别革命，革命只能导致专制；社会精英们说：告别革命，革命就是劫富济贫；青年学者们说，革命就要流血牺牲；达官贵人们说；告别革命，稳定压倒一切……告别革命，告别革命！在今天，即使最底层的中国普通老百姓也会像背顺口溜一样在不经意间流利的说出“中国不能乱”这样有政治觉悟的话来。在今天，告别革命已经与市场经济一样成为了神话。无须任何意义上的质疑了，人们需要的只是牢牢的记住它，并中规中矩地遵守秩序，任何对“告别革命”的质疑都将遭遇“你是想要回到文革去吗”这样在反问，就像任何对市场的质疑都被指责为为专制辩护一样，在说的时候就要准备着成为“人民公敌”。

　　当然，一个历史时代不会是因为这样一本书而嘎然而止的，只不过它第一个用语言表述了这一事实而已。上帝死了，不是因为扎拉图斯特拉说了“上帝死了”，在扎拉图斯特拉说出之前，上帝就已经死了，扎拉图斯特拉只不过是用语言陈述了这一事实，并把这一陈述方式教给了更多的人们，让他们清楚的知道，上帝确实已经死了。革命不是因为《告别革命》而被告别的，而是早就被“告别”了，人们需要的只是一个简单而又准确的陈述句来表达他们内心模糊的感悟，而《告别革命》正是充当了这一角色。甚至可以说，都不是因为这本书在中国大陆思想界引起的讨论使革命被“告别”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讨论不过是给了革命一个迟到的却又隆重的葬礼而已。

　　还在八十年初期，经历了思想专制年代的人们喊出的第一句口号就是“告别黑格尔”、“回到康德”。事实上，这只是一个话语策略而已，这一“告别……”、“回到……”的句式中，真正被告别的不是别的，正是他们曾经对之表示效忠——甚至在“告别”时仍然至少在口头商队之表示效忠——的马克思。随只而来的，“思想解放”的后果之一就是“重写历史”的狂妄企图。之所以说“狂妄”，并不是因为那些“重写”消解了此前的意识形态的历史说教，恰恰相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场思想运动才被称为“思想解放”运动；而是因为，他们武断的宣布了“革命史观”的“终结”，用“现代化史观”、“社会史观”勾勒出了被遮蔽的历史的另一面。而这在随后的年代里，成了一件时髦的时期，以高昂的“革命者”的姿态宣布以前的理论的死刑，代之以那些被“挖掘”出来的“历史”，使从前的中心被消解，使从前的边缘成为新的中心。至于历史叙述中的“中心／边缘”、“主流／支流”的结构则分毫未动。历史，在他们手里，如同一次跷跷板游戏，一头上升的代价必然是另一头的下落。“革命”被终结了。在一大批“重新认识……”、“……新论”的题目背后，大多数都隐含着这样一个意思，即尽力的否定和消解历史中的革命运动的积极意义，而极力的宣扬那些“改良运动”的历史意义。晚清的那些改良主义者，民国初期那些大军阀独裁者，国民党政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些被批判了30年的人一下子都从坟墓中复活了一样站了起来，被“中青年学者”们涂脂抹粉，弄得花枝招展，走向时代的前台了，甚至连那些殖民主义者也被涂抹成了中国的“恩主”。

　　从表面看，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之间似乎有过断裂，然而，事实却是九十年代不过是八十年代思想主线的自然延伸和在各个方面的扩展和深入。八十年代的西化论者们丢在地上来不及拣起的衣钵被九十年代的明星人物们拣起来了，擦拭得干干净净，粉饰一新，并冠以新的名义，被重新摆上了思想超市的橱窗。是的，这件珍贵的思想文物不是别的，就是自由主义，尤其是经济学自由主义。而看起来言辞激烈的自由主义者们对《告别革命》的嘲讽不过是一出双簧而已，没有“思想解放”风云人物的辛勤耕作，便不会有九十年代自由主义的大丰收。

　　一场“书斋里的革命”就这样上演了。最后的结论只有一个：革命已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