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在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并且越发尖锐对立的思想界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中，有两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其一正如你在你的《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宪政》一文中所说的：一个人只要对自由主义提出批评，那么他就一定是“新左派”，而不管他实际上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毛主义者、激进主义者，或是一个无门无派的独立思考者。
萧武：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存在于号称信奉自由主义的人身上，的确让我有些哭笑不得。在此之前，我们认为，一个人不是革命者就是反革命，因此对革命不热情的人我们都认为他们是反革命；现在，我们认为，一个如果不是自由主义者，那他就一定是新左派。而且，这种思维方式正在象瘟疫一样传播着，我们在网上随处都可以看得见这种人，只要你稍微一提平等，立刻就有一大帮人冲过来骂你是新左派。其实，正如我在去年的文章《自由沉没的时候，自由主义浮出水面》里表达的意思一样，当人们争先恐后给自己的额头上贴自由主义者的标签时，他们的内心却越来越不自由。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做出的判断是不是应该打个折扣？实际上，无论是国际的背景还是国内的背景都使得自由主义在当下的中国成了一种强势话语。这种强势话语的形成和走向，内含着将自身的能指无限扩大的逻辑。如果它缺乏对自身的反省，他必然把更多的人带进这个思维陷阱里去。
石勇：其二便是自由主义者在论战时，花样翻新，针对的不仅仅是观点，连一些新左派人物的底子都翻了出来。比如自由主义者就一次次地强调新左派人物的学术出身和曾有过的底层生活。于是这样的价值判断不言而喻：文学的出身和曾有过的底层生活只能催生不仅毫无用处而且有害的道德激情，这使得批判取消了自身的建构能指而仅仅表现为一种姿态，并灾难性地以其先天的缺陷和不合时宜陷于对政治经济架构的作用软弱无力的理论困境之中。
萧武：确实，我也承认，在比较有名的新左派人物中，有许多人本身是经历了文学专业训练的。但是，这是否构成一个指责别人的借口？是不是一个文学专业的人就不能谈经济？——正如韩毓海问的那样。相反地，我以前曾在与别人的讨论中谈到过这个问题，在去年记念五四的文章中也提到过，因为文学专业出身的人都对中国现代文学多少有了解，尤其是鲁迅，可能恰恰是因为有文学研究的经验，他们可能对中国现代性的内在紧张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这是一个贯穿整个中国现代历史的问题，一方面，他们对现代性充满渴望，另一方面又对现代性多少有些怀疑。一战结束后国粹猛然热起来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事实上，有些人以为他们只要一喊出“自由”，似乎自己就是这自由的化身，而别人对自己的批评便等同于批评自由本身。要是他说他是自由主义者，而你对自由主义的一些主张提出不同的意见时，那你显然便是与自由主义从来较着劲的“新左派”了。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自由与自由主义是两个概念。举个例子来说，一篇曾经十分有名的文章、汪丁丁的《自由：一段脚踏实地的叙述》中通篇讲的都是自由主义，但他认为自己是在讲自由。
石勇：这倒是使人想起了那些喊“自由、平等、人民利益”口号的政治恶棍，想起了“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的控诉之声。而实际上，“极权主义”并不仅仅与那个黑暗暴虐的制度、社会、人对应。它是一种特征，一种语境，一个概念，一面显微镜。并不是社会现象通过这个概念来确证自身并全然与之对应，恰恰相反，倒是这个概念通过社会现象的存在来获得自身存在的的价值上的证明。因此作为一种概念对现象、事实的概括、界定，其所指并不是固定的，而能指则在社会现象与事实的不断变幻中向社会和历史开放。因此，一个人是否极权主义者，最关健看的是他的思维，看他的各种高明或拙劣的表演是否符合它的特征。不过事实是常常富有讽刺意味的：那些声称与极权主义不共戴天的人，其表现倒恰恰与极权主义者无异。
萧武：所以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趋势：自由主义似乎成了一个保护伞，只要你顶着这个大帽子，无论你说什么，别人都可以原谅；反之，如果你对自由主义稍加批评，马上你就被赶出这个自由主义“阵营”了。我们曾经批评过20世纪所谓的“合群的自大”，以为许多人都象朱自清那样，内心特别渴望有一个组织，找到一种个人身份的归属感。其实，在今天看来，内心的“归属焦虑”依旧，不同的只是从前的共产主义被置换成了自由主义。比方说“少谈些问题，多谈些主义”，当所有人都这样认为时，这种意识可不可以被成为一种另类的“主义”？能不能算是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吃香时，无数人争先恐后的声称自己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而当它失势时，令人奇怪的是对它“解构”的最起劲恰恰是那些当年的那些“马克思主义者”。
石勇：真正的问题是：“主义”是否已变成一种已实现自律演绎的意识形态？它会不会在能指的无限扩张中变成一种“奖善惩恶令”？或者反过来说，从它体现自身存在的媒介――人――，到底有多少人具有它的理念和由它所规约的种种素质？在铺天盖地的口号中，那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当中所折射出的理念和逻辑是否已经湮灭？历史会不会又陷入一种荒谬的悖论，即变幻的永远是旗号，而改朝换代不过是一场与真正的人的权利、与底层民众的真正诉求无涉的狗咬狗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