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感到失望，她没想到这个自己培养起来的皇帝居然如此大胆，受了一帮穷酸书生的蛊惑，就想企图架空她的权力，从而改变祖宗定制，并且谋求自己掌握权力。这实在让操纵中国最高权力达四十年之久的老妇人大为恼怒。她立即决定废掉光绪皇帝，从皇族中另选一个人代替他。为了早好早期准备和缓解舆论压力，她先立溥隽为大阿哥，以等待实际成熟实现她的决定。消息传出以后，地方大员们纷纷向朝廷上奏反对，外国舆论也表示不支持，国内舆论也大多反对。上海商人经元善以上海全体商人的名义上奏极力反对，是为资产阶级第一次自发干预政治的行动。这一行动表明，商人的社会地位已经上升，不再甘于被忽视，他们要求参与政治决策过程，而这正是宪政成熟的基础。

　　1904年，驻法公使孙宝琦率先上书政务处反应舆论趋势，他声称：“日闻民族危论，椎心疾首，无地自容”，“吁请圣明仿英德日本之定制为立宪政体之国”。随后，比较开明的地方实力派人物也都受到民间舆论的影响，上书请求实行宪政。1905年，早在1901年就被梁启超提出的“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异同得失……以一年差满回国”的建议被朝廷大臣瞿鸿玑等人重新提出，得到朝廷首肯。随后，朝廷派镇国公载泽等五位大臣远涉重洋考察宪政。1906年，清廷向国内外宣布“预备仿行立宪”。同时，张謇在上海发起成立由郑孝胥任会长的预备立宪公会；1907年，梁启超在日本听到消息后，也成立政闻社，研究各国宪政模式，为以后的参与做准备；杨度在东京组织以拥护朝廷的人为主要成员的宪政讲习会。“除上述三个为君主立宪做准备的研究团体之外，比较有影响的地方性君宪团体还有广东的粤尚自治会、湖北的宪政筹备会、贵州的宪政预备会和自治学社等”。从民间反应来看，这些以地方绅商为主体的新兴政治干预群体的积极性是相当可观的，对政府提出的“预备立宪”的的宣示的回应也是及时的，态度是积极的、认可的，也是认真的。

　　1905年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以后，清政府确定宪政方案可行，但他们认为正式的君主立宪整体更为可行，对日本的立宪君主制表示出很大兴趣，于是再派达寿等人到日本专程考察。考察的结果是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预备立宪”的上谕，诏示天下，表明对宪政的态度。第二天宣布改革官制，派载泽等14人编纂改革方案，由奕匡、瞿鸿玑、孙家鼐总司核定。同月6日，编制馆成立，开始准备从政府机构上开始改革。11月6日，发布厘定官制上谕，正式改革官制。在公布的13名内阁成员中，满人占7人、蒙古人1人、汉人5人，比原先规定的满汉对等原则下的官制倒退了一点。1907年秋，宪政讲习会向政府呈递请愿书，要求速开国会。各省闻风响应，政府迫于舆论压力，1908年8月，一面以“明图煽动，扰乱治安”为罪名查禁政闻社，一面公布由宪政编查馆编写的《宪法大纲》，并宣布以9年为预备期限，承诺在“光绪四十二年”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同时宣布，在第一年内各省成立咨议局，为资政院的成立做准备。1909　年12月，奉天、吉林、直隶、江苏、湖南等16省的咨议局代表在上海聚会，以直隶咨议局骨干孙洪伊为代表第二次进京请援，要求速开国会。1910年1月，清政府收到请愿书，1月13日发布上谕称“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划一”为由拒绝请求。6月16日，请援团第二次上述请求，清廷仍然拒绝松口。10月，参加请愿的人数急剧增加，规模扩大，不少省份出现游行请愿行动，蜻蜓迫于压力，应承于“宣统五年”开国会。一部分请愿者对这个结果仍然不满意，继续扩大活动，要求立即开国会，政府恼羞成怒，强行镇压了这次的请愿行动。之后，政府在1911年5月抛出“皇族内阁”，政治形势恶化。9月，四川暴发“保路运动”，遭到镇压后，9月25日，荣县宣布独立。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倒台，宪政无疾而终。

　　在这几年的改革过程中，中国的政治现实至少在以下方面取得一定程度上的进步，值得肯定。首先，相比于以前来说，各省咨议局的设立至少扩大了政治参与渠道，之新兴的社会精英能以合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权利诉求，这种政治体制使政府的行为不再像以前那样专断，可以在受到监督和情形下变得更加理性。其次，1905年宪政改革开始以后，一些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声音浮出水面，地方社会精英能够享受到部分的集会、结社、言论自由，可以在合理的限度内对政府的行为进行批评，还可以游行示威、请求朝廷速开国会，也可以直接向政府呈递请愿书，这些在以前的中国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是法定政治权利的扩大，有助于培养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和民主意识。再次，奕匡说：”宪法一立，全国人民皆受制于法，无有差别“，虽然这种冠冕堂皇的说辞并未表现在实际行动、没有实质性意义，但是，这几年由沈家本主持的修律通过对西方法律的平行移植，使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出现了以前缺少的部分，使之得到完善和发展。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建设现代法律体系的尝试，它对后来的法律制定的影响是明显存在的。第四，地方自治开始起步并取得些许成就。清政府规定：”要求城镇的地方自治在1912年初具规模，在1914年一律成立，厅州县地方自治在1913年初具规模，在1914年一律成立，各省督抚与工商资本家、地方士绅等也颇为热衷，地方自治会、自治期成会、自治预备会、自治研究所也纷纷挂牌成立。“虽然这些计划还未来得及执行就已经胎死腹中了，但是从民间反应来看，大部分地方士绅反应比较热烈，各种自治会预备团体的先于地方自治机关成立，这可看做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初步发展。而且，这些团体成立后，大多以地方咨议局成员为主，他们的这种民间活动也是政治权利意识增强的表现。第五，专制全力对社会的控制有所放松。比如，当有人进京请愿要求速开国会，并三番五次的违背中央命令的时候，政府并没有一开始就镇压，也没有表现得十分蛮横，反而即使做出反应，并能够适当的考虑到舆论影响，做出让步。这些对于一个尚未进入现代政治体系的政治官僚集团来说，已经是很难能可贵的了，也是政府逐步走向开明的征兆。虽然请愿运动扩大的时候遭到了政府的暴力镇压，但他们在事后的让步也是应该注意的。

　　还应该在此指出，宪政改革中的两个方面并未得到切实的施行，还仅仅是方案。第一，虽然清政府在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但它仅仅”正是日本帝国宪法的翻版“，它所规定的君主权利事实上超出了一般的君主立宪政体中君主所能享有的权利范围，与专制政体下君主的权利其实相去不远。如果考虑到这些仅仅是由非正式机构编写的”法律草案“，而仅仅是由带有官方研究所性质的宪政编查馆编写的”大纲“，真正在国会中通过的宪法尚未出台，那就应该否认该文件是一个正式的宪法文件。第二，政府机构的简单改革也不应被当作政体改革，从根本上说，宪法首要的条件即为有国会存在，并通过宪法规定政体，政府机构重组反应的仅仅是政府对内部只能部门的调整，也可以当成是为开国会和政体最后确定之前的政治缓冲期的一种临时安排，真正的政体改革并没有开始。

　　从这些改革的现实结果来看，清廷所面临的岌岌可危形势不但没有因此而得到暂时的缓解，反而诱发了许多先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加上清廷在其他方面改革的失败措施造成的恶劣后果，使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前面提到的”预备立宪“计划引发了社会舆论的焦躁情绪，人们往往处于冲动之中，任何一个小事件都可能在得不到控制的时候激变为打规模针对政府的抗议行动，从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咨议局的成立使社会精英们容易形成政治利益团体，他们每天在一起议论时政也比较容易在心理互动中产生得寸进尺的要求。比如，当政府已经答应速开国会的时候，一部分激进的人士就增加了信心，希望通过进一步施加压力以得到更打的让步，政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就成为社会上带有悲壮色彩的英雄，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支持，使更多的人参加进来，并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从而导致政府陷入孤立，最后不得不以暴力镇压的方式平息这种冲动。地方自治运动也是一样。它让地方官僚与地方上的社会精英之间形成一种默契，结成政治利益集团，地方政府甚至有时支持地方咨议局针对中央政府的抗议行动和抨击言论。这些如果站在政府的立场上看，对于改革的顺利推进显然是不利的。这样，政府就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之中，一方面，现实的政治形势要求它这么做，但他这么做又不能使社会的要求得到满足，反而容易诱发出对它自己更加不利的政治要求。换言之，不改革是亡，改革了也是亡，而且更早了。

　　自同盟会成立至武昌起义前夕，凡6年间，同盟会和受同盟会影响的国内其他反清分子组织和领导了11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它们是：（1）1906年12月由同盟会骨干刘道二、蔡诏组织发动，由湖南会党领袖龚春台具体指挥的“萍浏澧起义”；（2）1907年5月与孙中山有联系的会党领袖陈涌波领导的潮州黄花冈起义；（3）1907年受孙中山指派的会党领袖邓子瑜领导的七女湖起义；（4）1907年7月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发动安庆起义；（5）1907年8月会党出身的同盟会会员王和顺领导的钦州防城起义；（6）1907年12月孙中山、黄兴直接领导的广西镇南关起义；（7）1908年3月黄兴直接领导的马笃山起义（又称“钦廉止思之役”）；（8）1108年孙中山委派会党领袖黄明堂领导的云南河口起义；（9）1908年11月安徽岳王会成员熊成基领导的安庆新军起义；（10）1910年2月同盟会会员倪映典（原岳王会会员）领导的广州新军起义；（11）1911年4月黄兴直接领导的广州“黄花冈起义”。

　　除了这些发生在西南边陲且均未成功的起义之外，国内尚有各种反政府活动，其中尤以1911年发生的保路运动为最。这六年恰好是清廷宪政运动的实行时期，他们对改革多少也是有抵消和抗拒作用的。同时，这些起义的发生说明，宪政改革并未能有效缓解国内的政治危机形势。作为一次“政治近代化的努力”，清廷所遭遇的政治环境也是极其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有些不幸。

　　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先后去世，溥仪登基，改元宣统，由载沣摄政。慈禧太后虽然凶残贪婪，但她遇事有决断力，操权柄已有40余年，政治经验丰富，各省督抚有很多人是她提拔起来的，对她怀有敬服感情。她的去世使政府改革失去这些督抚们的有力支持。光绪皇帝在戊戌维新中树立了一个开明皇帝的形象，它使许多立宪派在心理上有所寄托，不肯贸然反清反帝。比之于这两人，载沣和隆裕太后无论是政治经验、政治号召力、还是政治权术都是不足的，都不足以领导改革。载沣“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隆裕太后之为人，其优柔寡断更甚于载沣，遇着极为难之事，只有向人痛哭”。“两人不仅平庸无能，还勾心斗角”。1908年之后，国内立宪派加紧活动，意欲谋求速开国会，使政治加入了一个不稳定因素；国外的革命者也一直都在准备起义，政治形势危急，但国家的政治权力却落到了更加“平庸无能”的人手中，这对改革而言自然是非常不利的。载沣的无能和短浅果然导致了“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政策的出台，而这两个政策正是引发保路运动和清王朝灭亡的导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