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们正在四处奔走呼号，倡扬维新变法的同时，一个具有反清因素的政治团体——香港辅仁文社由商人杨衢云发起，随后与孙中山会合成立兴中会总部，并立即着手策划1895年的广州起义。此前，孙中山在1994上书李鸿章遭到冷遇之后，赴欧洲旅行归来，也在檀香山与华侨资本家何宽成立爱国团体兴中会，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确立反清革命宗旨。虽然此时国内人士正陶醉于康梁所提倡的保守主义变革方案之中、这样的反清革命活动也并未在国外华侨中取得太多支持，但这一事实至少表明，在危机面前，革命的火种已经点燃。面对甲午战争的惨败与《马关条约》的奇耻大辱，背景相近的人士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虽然他们同样想救民族于危难之间，所依靠的政治力量却大不相同，康梁们所依靠的是有名无实的皇帝，而革命者却自觉地与一般民众站到了一起。

　　1895年，革命派在广州筹划第一次起义，但在准备中就已经流产。随后，孙中山流亡英美，并写成《伦敦蒙难记》，该书使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地位确立起来。孙中山在1897年与该书的俄文译者谈话时针对国内方兴未艾的维新变法活动表示，“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同年内，孙中山还在《伦敦蒙难记》及相关文章和谈话中明确宣布了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有代表性的整体”，“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愈见坚定”。可见他认为革命是建立立宪政府的唯一途径。进一步而言，孙中山事实上认为宪政是中国走出危机的唯一选择，与国内的立宪派所不同的仅仅是道路选择上分歧，在近期目标上都是通过立宪政治挽救民族危亡。上书遭冷遇使他对温和的道路最终绝望，太平天国残部的反清力量大量的分散于广东及香港形成的帮会势力的的壮大也使他认为自己反清的路途上并不孤单。

　　为争取革命力量，孙中山在国外大倡激进革命的同时，也暗地里与康梁派交好，共同探讨救国方略和讨论时事。但其时正值康梁在国内走红之时，康有为认为与孙中山这样的在逃钦犯交往不利于自己的声名，便拒绝与孙中山通好。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率梁启超和大批维新变法的信徒流亡日本。孙中山再次伸出橄榄枝，托人转告康有为“非革命，国家必无转机”，劝他改弦易辙，共商革命大计。康有为却不领情，大谈“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今上”，先后流亡日本、英国、加拿大，成立保皇会，并自任会长。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得意弟子、维新派的第二号人物，取向却与乃师大不相同，主动接近孙中山，同情革命，并且以《清议报》为阵地，为革命派大做政治宣传直到1903年。在这段时期，梁启超与康有为处于事实上的分裂和对立状态，不但很少为康有为的保皇主张奔走，反而连续在《清议报》上发表《俄公使论中国瓜分之易》、《爱国论》、《中国积弱溯源论》、《自由书？国权与民权》、《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等文章，驳斥专制主义、阐发民权与宪政等思想。1900年，孙中山一面争取李鸿章在广东割据独立，一面通过梁启超的弟子唐才常等人在国内发动自立军起义。虽然这次起义又和以往的所有起义一样失败了，但却使原本拥护康有为的保皇主张的一部分人分化到革命派阵营中来，其中，秦力山在分化过来之后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成为著名的革命人士。梁启超也用自己丰富的舆论宣传经验和畅快淋漓的文字鼓舞了许多留日学生，使他们成为20初期革命的骨干力量。

　　1900年，孙中山策划了惠州起义。同时，国内不同于孙中山的革命力量也渐次出现，并且出现规模较大的。比如，1902年4月蔡元培在上海发起成立的中国教育会，名位编写教材，实则另有所图；1903年，黄兴在内地长沙发起成立华兴会。这些革命团体在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遭到镇压之后漂流日本，和留学于日本的革命者们一起，在1905年合并为同盟会。此后的几年里，由孙中山以同盟会的名义发动了几次比较大的起义，震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清政府对对待爱国青年发动的拒俄运动的态度也让更多人在血的教训里看穿了清政府的本质，使他们失去了以前对政府所抱有的幻想，放弃对官方主导的改革的同情和支持，转变为革命者。直到保路运动、黄花冈起义、武昌起义，革命者的行动从未间断过，革命的意志也没有们因为失败而消沉。

　　受到新政政策的影响，从内地东渡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在20世纪开始的几年里激增，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这些人在日本受到革命宣传的鼓舞的同时，又亲眼目睹了清政府每况愈下的政治现状，也开始自办刊物，讨论时政和革命思想。《湖北学生界》在东京在1903年初问世之后，其他省的留学生也纷纷效法，《直说》、《江苏》、《浙江潮》、陆续创刊以后，有些刊物的影响甚至远及国内。同时，《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也出版刊行，在国外悄悄流传到国内。《苏报》在上海出版，为国内影响最大的反清革命宣传刊物，创刊仅仅37天就遭到封杀，由章太炎与政府在租界的法庭上公开辩论，“清廷虽讼胜，而章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打壮”。《苏报》被封后，原《苏报》另一主要人物章士钊又创办《国民日报》，继承《苏报》宗旨，继续进行革命宣传。同盟会成立以后，创立《民报》作为机关刊物和舆论阵地，随后立即由汪精卫、胡汉民、陈天华、朱执信等人主笔，与重新回到康有为门下的梁启超主笔的保皇派刊物《新民丛报》展开辩论，澄清了革命的主张和可能的后果，也驳斥了保皇派的无谓担心——他们担心中国革命会遭到列强干涉，并由此印发中国被瓜分的浪潮。

　　恰恰是在清政府公开声称要实行宪政的时候，中国同盟会成立了；当国内的立宪派人士正在为绅商的参政议政权与清政府讨价还价时，革命已经在撼动清政府统治的大厦了；当海外的立宪派们担心国外势力趁革命混乱之机瓜分中国和怀疑中国人民是否具备共和宪政的能力时，革命的宣传正在鼓荡着越来越多的人心。革命从来就不曾停止，即便是某些政治举措的时候，革命却在大张旗鼓的进行着。这或许可以被理解为历史的巧合，但是，这也正好说明了革命正在到来的时候，反抗是必然要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