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冷战时期。以苏联为核心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华约集团和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阵营——北约集团。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两个集团之间的相互争斗构成了这一时期主要的世界历史，双方的势力虽然互有消长，但基本上处于均衡状态。为了豁达自己阵营的力量并打击对手，双方都在积极发展军事实力的同时向世界其他地区进行了渗透。因为双方势力大体均衡，任何一方都必须在行动的时候考虑到对手的可能反应，因此，世界仍然保持了表面的和平。虽然在局部地区发生了一些冲突，因为双方都在忌惮对手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默契，尽量减少正面冲突。

　　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社会主义阵营加速崩解。1980年代后期，苏联在政治制度上进行了一些修改，对东欧国家的管制也开始放松，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戈”，通过各种方式打破原来已经僵化了的官僚制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开放党禁，扩大公民自由权利。大多数人已对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感到绝望，希望能另找出路。到苏联解体时，它已经是最后一个“想资本主义投降”的华约集团成员了。几乎所有的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已实行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政治上开放党禁，实行民主竞选；经济上大规模急剧私有化，实行休克疗法，鼓励私营经济发展。因此当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黯然落下时，人们有理由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历史性的失败了，人类历史已经进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了，资本主义成了人类的共同俗命。有人把这称为“历史的终结”。

　　然而，历史一终结了吗？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给人类带来的是永久和平与共同幸福的福音吗？不，事实证明，人类大同的时代远未到来。长期不间断的中东冲突，9？11事件给人带来的巨大震撼，伊拉克上空尚未散尽的硝烟，恐怖主义仍然在四处蔓延，南北差距正在变得越来越大……这一切都提示出：人类共同的资本主义制度并未带来共同的富裕、和平与幸福。历史还没有结束，人类的道路还漫长，更多的挑战仍然摆在面前。

　　从1992年开始，原来的关于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被强制性的搁置，计划经济体制被宣布为历史性的错误并受到深入而严厉的批判，市场经济在意识形态话语中取得主流性的话语权势，所有市场中出现的问题都被官方与经济学家们解释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参与影响。每当这样的时候，市场本身总被当成是无辜的，责任则被推给了“社会转型期”这一含义不明的话语。市场经济在官方的保护与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期待中隆重出场，导致的结果是市场成了一个政治正确衡准，任何对市场本身的批判都受到人们“保守”的嘲笑。这种语境中的市场像一个备受宠爱的孩子一样，渐渐变得跋扈起来，“市场能否接受”在一段时间里成为衡量一切东西的价值的衡准。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一旦确立下来，中国社会中除了政治的所有方面都开始了较1989年以前更加剧烈的变革，市场社会在中国逐步浮出水面，渐具雏形。市场社会的形成则进一步引起了中国更深层次的变化，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也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在1990年代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向外国资本开放的清晰轨迹。1996年，中国入关的呼声空前的响亮起来，20世纪最后一年，中国终于如愿以偿的加入了WTO，成为国际市场体系的一部分。与此相应，全球化先从学术讨论开始，再由官方认可，最后为普通社会公众所接受，成为公众视野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到今天，中国人已经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西方发达国家的畅销图书可以被以最快的速度翻译为中文出现在中国的书店里；九一一事件时，成亿中国人与美国人一起感受了这震撼性的时刻；伊拉克战争中的一个战斗场面也被全世界同步转播，中国人观看的热情一点不比看世界杯比赛低；中国新的社会精英对美国大城市甚至比对中国内陆城市更熟悉；进入中国的大型跨国企业也已适应了中国的水土环境。民族认同，国籍身份这些概念正在日益失去其固有的意义。全球化时代的生活已经开始。甚至连反全球化的运动也以全球化的方式进行，谁还能阻止全球化的全面展开？

　　“历史终结”以后，使全球化时代的降临；全球化的降临，表明“历史终结”已是“已经”，成为一个完成时态的事情。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中，宪政成为另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