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说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是集体性的狂热，而没有一点点理想，那就完全错了。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们同样是有理想的，而是是有着深厚的历史责任感的。文化热兴起的一个前提就是，他们承认官方所设定的现代化方向，文化热是为了使中国文化能够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近年来的新保守主义趋势同样如此，不是没有社会、历史责任感，而是这种责任感太强烈了，以致于他们愿意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任何事情。被自由主义者所完全否定的毛泽东能够被新保守主义者接受，原因也在于此。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的文化自信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

　　1978年来的脱亚入欧过程使崇洋媚外在一切号称发达的地方成了一种广泛存在的市民意识形态。凡是与中国有关的东西都成了落后的、愚昧的、闭塞的，而西方的一切则都被当成是先进的、文明的、开放的。即使是那些做有文化状将中国传统挖掘出来欣赏的人也不过都是叶公好龙，是东方主义的后殖民时代的产物。但是，30年来的经济改革成就唤起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感。在这些自命精英的人看来，民众是愚蠢的，需要一种图腾来使他们认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项新的历史使命。而在当代中国的最大多数沉默着的人中间，毛泽东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资源。毛泽东时代使他们体验到了做国家的主人公的美妙感觉，是毛泽东时代打败了几乎所有对中国领土的外来侵略，最重要的是，落后了100多年的中国人第一次赶上了世界潮流，而且充当了一回举足轻重的角色。还有什么比这项资源更现成的呢，还有什么资源比毛泽东时代更容易刺激人们产生自豪感？

　　当然，光有毛泽东是不行的，恢复毛泽东时代的平民主义传统也是不可能的。除了现成的图腾，还必须将民众组织进一个历史传统之中去，用他们的祖先的辉煌唤起他们当下的自豪感。2004年，正当文化保守主义一时甚嚣尘上的时候，一部电视连续剧引起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兴趣，这就是《汉武大帝》。中国的历史上，历代之强，莫过于汉；汉之强，莫若武帝。那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夷”最强硬的时代，也是对外战争取得胜利最多的时代。虽然《汉武大帝》象以往所有的帝王剧一样，纰漏百出，但是它的春药功能还是让已经衰弱了许多年的中国人重新振奋起来了。在那之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成了最流行的口头禅之一。

　　毛泽东与历史，这两项资源都成了新保守主义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重新整合中国人的共同体认同感的春药之一。换句话说，甘阳所谓的三种传统其实都是这个民族的春药，为的只是重新唤起这个民族的阳刚之气。从策略上讲，这是将中国从世界重新拉回到中国，让中国再度成为“中国”。因此，“中国人应该也可以深入考虑自己对待这个世界的符合中国文明的看法”这样的说法毫不奇怪。正是在让中国重新成为中国的过程，使保守主义获得了比自由主义更多的现实可操作性，或者换句话说，获得了更多的“政治领导权”。

　　甘阳说，20世纪中国的历史使命是从一个传统的帝国下降到一个民族国家，而21世纪的中国则要超越民族国家传统，使中国成为一个“文明国家”。请注意，甘阳在这里没有使用1980年代的“文化中国”概念，而是“文明国家”。因为，1980年代的“文化中国”确实是文化的，而且仅仅是文化的，没有政治功能；而今天的文明国家则不同，它不仅是文化的，更是政治的，甚至是一种国际秩序的框架。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中国，在历史上从来都是帝国；它理所当然地包括着帝国边缘的小国家对帝国文明的承认与崇拜，在国际关系上的臣服。在当代世界体系之中，以文明作为一个国家的内核而不是民族，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是一个新帝国，它的必然结果就是军国主义、纳粹。二战中的日本与德国正是以文明而非民族作为自己的边界的，这也是“大东亚共荣”的内在逻辑。

　　但是，春药的功效是有时间限制的，它无法解决人身体本来的虚弱，无法使一个原本衰弱的人变得真正的强壮起来。今天的中国也一样。新保守主义固然可以提出一整套对外政策方略来，但它却无法解决中国内部的问题。甘阳曾在1997年义正词严的责问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们，所谓自由到底是谁的自由，是资本的自由还是人的自由？是一部分人的自由，还是所有人的自由？同样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固然是任何一个有“中国人感”的中国人所希望的，但这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复兴是谁的复兴，复兴是怎样的复兴？尤其是在中国今天贫富分化极度严重、改革利益分配严重不均的时候。

　　1997年那场争论最后的回答是，所谓的自由只是资本的自由、一部分人的自由，而不是所有人的自由。那么同样的，今天的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不是所有中国人的复兴，只是“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中一部分人的复兴。对处于严重危机之中的农民来说，复兴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对下岗工人来说，复兴无法为自己带来工作机会；对无法就业的大学生来说，复兴无法提供任何生活必需品。那么，所谓的复兴究竟是谁的复兴呢？在今天的中国，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是新精英阶层的复兴。只有他们才迫不及待地想要与国际大资本平起平坐；只有他们才希望中国也能够拥有资本主义的外围，而不仅仅是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边缘；只有他们才梦想着“让中国人主宰世界”，而这里的中国人其实不过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而不是所有中国人。

　　还在二战刚一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就指出，这次战争是资本主义内部危机向外部的扩大和转移，是为了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同样，当今天的中国连自身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的时候，就梦想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导致的结果只有一个，即中国的帝国主义化。即使有所谓的“王道”、“和平崛起”，也仍然不能无视历史的前车之鉴。

　　2005年5月27日成稿于沪西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