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理论研究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需要的假设太理想化。水平一般的学者操弄模型与数字，将自己与读者都迷失在条件设定与复杂推理之中，靠着专业门槛混饭吃。文章写出来象是带着枷锁一样，没有个干脆话，“假设、如果、另一方面、或者、可能”之类的词满天飞。高手在不得不忍受这一套的同时，还能靠老辣的直觉弄出真正厉害的东西。包装的形式都差不多的，只不过低手弄没意义或者错误的东西，高手整的有意义而且经得起检验。真正的大师能够摆脱枷锁，自己设定框架，在里面较为自由地弄些新东西，别人来研究得依着框架来，相当于为别人做了枷锁。

　　中国政府的经济实践不是搞理论，但也是这个处境。看上去好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往下一推，微观上就满不是那幺回事，往往是反效果。错误犯多了，经验多了，政府聪明了些，知道一定得结合实际小心行事，就弄些七扭八歪的现实着数，解决了一些问题，却生出许多弊病，谁看了都不顺眼，象是带着微观的枷锁行事。

　　这个“微观的枷锁”，即现实的制约，实在是非常烦人。理想主义的一大特征，就是对这些微观枷锁不放在心上。不当权的理想主义者，就觉得当权派又笨又坏，才会不用好主意，搞出那么多坏事。理想主义要是当了权，那就大轰大嗡，提出一些吓人的目标，事还没干，就先跟现实体制打成一团。只有老毛这样的超级牛人，才能打破微观的枷锁，连微观结构都给它统统改造过来。

　　公平地说，我认为老毛的根本思路是正确的，对这些微观的枷锁，有时就得狠狠地去打破，不然再怎幺搞都跳不出圈子。地主不打倒，土改不搞，中国社会就只会是死气沉沉。这么整了一把，政府的土地红利一直吃到现在。但老毛的问题是，他在宏观政策有问题的情况下，却把原因归到微观结构上，去搞文化大革命，这样搞就过了。明明是宏观的问题，却去用微观的办法解决，那么就越搞越僵。现在朝鲜就是这样，宏观上闭关锁国跟不上世界潮流再怎幺也没法搞，人与人之间不管如何互相揭发批评鼓干劲，人人主体思想独立自主心灵纯洁道德高尚，也不解决问题。

　　现在我们面对的困难，说实话，需要老毛这种打破微观枷锁的能力。宏观上，我们问题不大，经济学家也好，各级政府也好，都知道一些基本的路数了，现代经济有了个最基本的了解，还算跟得上时代潮流，在一些观念上甚至领先一步，如“不争论”。面对微观现实，也知道不能主观臆想，宁肯搞七扭八歪的现实政策，也不去搞危害极大的理想主义了。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不是说你就能永远这么现实主义地混下去。你的微观结构问题成堆，迟早会是大麻烦。现在起点低目标不算高，还可以在这种结构下往上冲，以后目标更高了，就可能积重难返，要坏事。

　　我们的微观结构确实问题很多，经济增长的成本太高，质量太低。国际上一些人对我们指指点点，说微观运行效率还不如印度，长远会不好，有一定道理。我们是官办黑箱操作，决策不科学，强干硬上，有利益了归小团体，出事了就国家包底。之所以这样的微观操作总体上还成就不小，是因为我们有政府级别的竞争，保证了优胜劣汰，整体上生产效率还是有极大提高。但很多情况下是“低水平重复”、“恶性竞争”的结果，经过市场无情的检验才产生出一些有竞争力的产业。因为我们微观运行差，才付出了这样的代价。如果微观运行效率高，决策科学，那么我们就会是“高水平良性竞争”，虽然也是优胜劣汰，但企业素质会比现在高得多。因为我们企业素质低，所以占住的就是一些中低层次的，或者是靠中国独特优势的产业。

　　对这些微观结构的问题，要有清楚的认识。首先是不要怕，以为不如人家就没法混了。黄亚生经常“挺印贬中”说印度好企业比中国多，长远比中国好，过于片面了。我们有独特的优势，就是国家与政府级别的运行效率非常高。说圈地就圈地，说拆迁就拆迁，要公路就公路，要港口就港口，快手快脚地都做了。慢了不行，无数地方政府在竞争着比快。企业与政府的运行决策问题确实大，但是政府的效率优势补上了一些缺陷。在需要政府出手配套的产业竞争上，我们还是有优势，而且这个优势还能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别人在国家级别的综合竞争上往往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是说一不二的“强政府”，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要管选举等政权问题的“弱政府”这一点上要强。这也是我认为官办经济可以延续下去的一个原因。包括做大央企等思路，都可以从这个原则上推出来。

　　但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世界上的竞争是多层次的，有些是“强政府”能搞定的，有些还得靠一个个企业的运行与组织效率。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只有企业的运行效率才最靠得住，政府包打天下是计划经济式的幻想。如我们狂推的自主创新，再怎幺“强政府”疯狂投钱，也得企业与科研单位实干出来，不能幻想有钱就行。

　　所以，政府今后的任务是两个层面的。一个是靠强政府的独门绝技“宏观调控”把经济增长撑住，在增长中解决问题，或者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延续过去“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硬道理”的总路线。这方面我们有很好的资源，政府财雄势大，条件比过去好多了，搞宏观经济的经验也相当多，这套“硬功夫”相当了得，再来个20年的高速增长很有希望。另一个就是要打破微观的枷锁，按中央的说法，就是提高“软环境”，政府与企业要科学决策，政府不该管的不要管，企业也要向现代企业转变，靠真正的竞争力打天下，不能围着政府吃。我们的社会组织也要向好的“软环境”转变，不能大家比坏比恶比无耻，要在竞争中良性发展。这第二个层面的任务就艰巨得多，而且也是比较新的任务，正面经验不多，反面教训一大堆。在具体问题上，有识之士很多，现代企业制度、环保、社会公义、均富等问题，我并无什幺特别的看法，因此也不具体论述。

　　我们过去靠强政府的优势，与发展中国家拉开了距离。它们企业不行，政府也不行，超过它们并不算难。现在我们的目标是与发达国家竞争。政府与民众还是清醒的，知道有差距，群众骂声震天，报刊杂志上天天忧患忧思，都在为此努力。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基础，我们没有天天唱赞歌，这是好事。我个人觉得中国舆论反而是对这些忧思的东西关注了解得更多些，却不太清楚中国的优势，对中国政府不仅没崩溃反而混得挺有劲的多少有些稀里糊涂。

　　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要转变发展目标，不仅基础设施等硬的指针要发展，科学民主社会保障等软的指针也要提高。路线上非常正确。总的来说，就是中国这个最怪异的经济体，要逐渐正常化，要象个运行良好的现代国家的样。我们不能还象以前那样本来就怪，越搞越奇怪，七扭八歪，以怪制胜。以前是条件不好，人也稀里糊涂，落后得太多，只好弄中国特色，瞎摸了一阵子。好在没有吃似是而非的理论的大亏，也没有因为争论不休而闹出大乱或止步不前。回到“不争论”的本意来说，既然大家都稀里糊涂的，以空对空谁也说不服谁，那就不要争论了，往前干就知道怎幺回事了。但现在不能再这样说了，我们的经验够多了，对一些事情的认识也清楚了，不再是稀里糊涂了，那就不能瞎摸了事，而是要有明确的发展目标。我们不仅要说“发展是硬道理”，而且要说清楚“要什幺样的发展”。我们可以说得清楚，可以正大光明地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