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搞完南巡，基本上歇了。在彻底歇之前，人事上搞了三大奇着。一个是把朱镕基调到中央任副总理，但同时让当总理的李鹏“因病长期休养”，实际上是老朱管经济事务，一管就是约十年。二是让中组部选一个有前途的年青干部出来，就选出胡锦涛来了，老邓把他连提数级，一步到位放到常委位置上，准备十年后接江泽民的班。三是让李鹏等人对江泽民“不要不服气”，把明里暗里不服气的杨尚昆杨白冰等人剥夺实权，最后发明“核心论”，自封二代核心，硬挺老江当三代核心。这几个都是绝招，解决了共产党最高层二十年内的稳定问题，将可能的高层政治冲突完全消于无形之中，端的了得。这一段时期共产党的人事安排接连让外界跌破眼镜无从猜想，但接下来的二十年成为共产党高层人事最稳定的时期，从现在来看已无任何悬念。西方媒体与民运长久以来热切盼望中国“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政治冲突，一分析中国高层政治就是两派斗争的模式。结果说到后来小胡都顺利接班了，才发现这套模式分析离谱透顶，都让老邓耍了。这就是邓小平“举重若轻”的本事，人家以为不得了的大事，他用谁也料想不到的法子几下就给摆平了，可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让人不能不佩服。

　　政治上人事稳定了，老江刚上来时的草台班子整合出了战斗力。理论上就是“不争论”，上了一个层次，中国从此真正摆脱了政治与理论的干扰，一心一意搞开了最纯粹的经济。经济有自身的规律，给出了初始条件，没有了政治冲击，它就自己演化，不管是好是坏，一切都显得那样“合理”。

　　中国的初始条件照我们前面　SWOT分析里所述，简单的概括就是政府通管一切。中国南巡后，等于是告诉各地政府，干经济吧，没约束了，爱怎幺搞怎幺搞，奔着发财去搞吧。各地方政府，加上中央政府这个大魔头，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了发展经济，什幺招都使出来了。这就是官办经济，是政府级别的自由经济，发展成了全球独一无二的怪物。对人民来说，能够从事的经济事务虽然比过去多了，但远远称不上完全的自由，甚至只能是一种表象上的自由，实质上是政府搞经济的工具，地位微不足道。但是到地方政府级别，就非常自由了，和中央或者上一级政府划分好了利益，怎幺搞有很大的自由度。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中国十几年来的发展，无论是令人震惊的经济成绩，还是令人发指的社会乱象，都很容易解释，相当有意思。

　　经济学理论里面有名的“经济人”假设，用到普通中国人身上意义不大。因为人实际上选择受限，你可以分析出农民务农挣不到钱会去城里打工，打工受累受穷农村政策好转他又回乡种地，再怎幺“经济人”理性选择，无非就是这些东西，格局很小。但是用到南巡后中国各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头上，就非常合适了，我们可以称之为“政府经济人”假设（这是我自己想的，不知有没有经济学家已经提出来了）。南巡前，可能就广东政府一个“经济人”，用各种法子捞钱，先富发了。别的省，无论政府想不想发财，得看“上面”的意思行事，多半还是被上面的计划“婆婆”管得没脾气。这下老邓给尚方宝剑了，恢复了自由身，各地政府都可以按照“政府经济人”的“理性”来搞经济了。

　　各地方政府成为“经济人”之前，上面还有一个最　NB的“经济人”　—中央政府。中央不是善男信女，按照“经济人”的理性，当然会把钱往中央搂。这就要去同中央“讲数”，结果就是“分税制”。以前反正都计划着来，分不分的区别不大。但现在都要做“经济人”了，那么还是把事情讲清楚才好理性选择，不然地方上怕幸幸苦苦挣来的钱让中央端去了，中央也怕投到地方的钱被地方瞎糟蹋了。从经济学里的“产权”理论看，讲清楚利益划分最关键，谁多谁少不是最重要的。广东年年交得最多，照样发展得不错。

　　分税制你三我七的和中央讨价还价完了，各省市就甩开膀子开始大搞了。怎幺搞相当简单，就是靠山吃山，干什幺能挣到钱就去做。

　　在经济学里，这叫做“比较优势”。要注意，这时中国可以说是没有经济学指导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理论指导都靠边站，没人对理论感兴趣，挣到钱是真的。经济学用到中国，主要是用于“解释”而不是“指导”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的经济问题想了不少办法，但都是些现实主义的歪着，没有一个是用理论来解决的。某省高官对张五常说，利益集团互相纠缠象老鼠尾巴，怎么也拆不开，改革不好搞啊。张五常说，简单，你把这些尾巴一齐剪掉不就行了？这就不是实际的解决办法，只是嘴上爽一下，所以他的东西后来没啥人听了。

　　这个“比较优势”是一个不错的经济学解释，很适合解释各地方政府的行为。地方政府根本不懂什幺经济学，不懂什幺叫“比较优势”，就知道这么这么做可以挣到钱，这就暗合了“比较优势”理论。有些不满意中国政府改革开放的人说不该按“比较优势”搞，应该去搞高科技。这其实也是在“比较优势”解释框架内的。搞高科技能挣到钱，就是一种“比较优势”，例如日本韩国搞高科技比泰国马来西亚厉害，所以它们投入巨资到高科技里面去挣了很多钱。中国搞高科技有点本事，还不如前苏联了，但是“搞高科技挣钱”和前苏联一样，都不行，因为没想到用高科技去挣钱，而主要是想着去打仗。这种能力得慢慢发展，等到挣钱与高科技都知道怎幺回事了，那时中国也会把“搞高科技挣钱”变成自己的“比较优势”，为此中国已经投了很多钱，也慢慢有了一些搞高科技搞得好的。但在历史上这种能力是没有的，暂时不能靠这个挣钱解决大问题。

　　一些穷省，通共没几所大学，没多少大学生，叫着去搞高科技就是笑话。如果要发展经济，肯定是那些让人看不上眼的招数。每个县但凡有条件，都弄个卷烟厂啤酒厂，别地的要卖进来就有很多阻力。这时地方政府不会讲什么市场经济了，反正你那香烟啤酒就是卖不进去。有资源的挖资源，算是不错的，干部们都喜欢到这样的地区去当官，但这得靠天吃饭。最常见全国最流行的一招，还是“招商引资”。

　　以前开了四个特区，号称是给政策。给的是什幺政策？其实最实在一条，就是让“招商引资”，而别的地区不让。这没啥道理好讲，人特区就靠这个发了，比什幺都有说服力。南巡了，都放开了，全国都可以招商引资了，这就热火朝天地干开了。　1992　年引进外资400　多亿美元，比上年翻好几倍，就是这么来的，经济增长14％　这上面贡献不小。

　　400　多亿美元外资看似不少，全国几十个地区一分也没多少了，何况基本让条件好的几个地区捞去了。拉外资这一招，多半不是那么好使，有些政府官员招商引资就差把老婆送给外商了，也弄不来多少投资。好在还有银行。

　　那一阵子中国各地的银行就是个印钞机，想干什幺事打声招呼提钱就行了。以前不是这样的，因为得计划着来，一年就给你计划那么些子钱。上海市长徐匡迪说，一年就　10　个亿可以用。预算里当然不是这么点钱，可都已经分好地方了，这国企多少钱，那单位多少钱，维持费，市长不好动的。这可是全中国经济最强的上海市，其它城市怎幺样可想而知了。在　90　年代早期的各地城市里，流传着这样一种“笑话”：　XX　市建了个大立交，把三年后的财政预算都用完了！还真就是这么穷。忽然一下放开了让自己搞了，谁还受得了这个？现在好多城市一年上百亿搞建设还直嚷嚷钱不够，那时就是叫花子一样。也不是说钱就到中央去了，中央也没钱。这是全社会经济体制的问题，特点就是维持性财政，财政计划都是惨淡经营努力维持一个大家，想搞什么事就没钱。除了广东财大气粗都可以和中央叫板了（有传言广东省代表说，中央钱不够可以向广东借，李鹏说中央不是叫花子），都穷得很。但是政府天生有一个捞钱的法子，就是印钱。以前赵紫阳干过一阵子，一阵涨价就乱套了，于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后来还是发现，不印钱不行，而且由于地方也自由发展了，就地方中央一齐印。反正是豁出去了，印钱也要上项目。一个大立交算啥子，要建的东西太多了。

　　这个印钱也不一定就会坏事，虽然坏事的情况挺常见的，还是得看操作水平。就等于是有三种境界，一种是印钱印出事了，政权崩溃或者经济危机了，是最差的。一种是不印钱，发展也慢，这是中间状态，以前中国政府因为蒋介石政权印金圆券倒台的历史，非常追求“物价稳定”，再引申开来就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再有就是使劲印钱，人还抢着要，这是最好的情况。中国政府从结果来看是实现了这种最好的情况，近年来就是这样，都加印好多钱了，货币供给增长速度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物价还是那样低，还有好几千亿美元外汇抢着要换中国政府印的人民币。

　　但也不是说官办经济一开始就有这种随便印钱的好事。各地政府一通搞，项目乱上，各地银行乱贷款，眼看就要天下大乱。这种情况下，朱镕基开始搞了几把大的。